这位哥们估计是在朝廷的地盘作威作福习惯了，到了卢龙地界也是官威十足，八抬大轿，前仆后拥。
这也就算了，个人作风嘛，顶多就是看不惯叨叨两句。
但是老张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赏军钱一百万克扣了二十万下来。
兴许在张弘靖这不算什么，百取二十，我都清廉到这地步，还有什么好说的。
但卢龙骄兵们可不会惯着你，扭头就反了。
成德、魏博也是一样，从此把朝廷的任命当成了耳旁风，自行推举节度使。
朝廷有什么办法，德宗以来攒的钱已经花了七七八八。打，未必打得过，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这个时候唐廷也发现了，河朔节度使已经不再像安禄山那般是中央的致命威胁了。
实际上，很多当上魏博节度使的“幸运儿”，任上都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损害士卒们的行为，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心怀不满的丘八们给噶了。
丘八们被养刁了胃口，一旦财政紧张无法保证待遇或是节度使私自挪用军需，马上鼓噪入内，一不小心就把还在睡梦中的老大砍翻，换人上位。
节度使实际上成为军事民主化制度下，基层官兵选出来的一个军头。
为什么会这样，本质上还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利框架。
同样的地方割据，周朝的诸侯就没有这种烦恼。
周朝的礼制对于地方势力的继承权有明确的规定。世代传承下来，权力十分稳固。
就算是“曲沃代翼”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也是自家人打成一团，什么时候也轮不到一个外姓。
在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前，谁敢这么干就等着被国内国外诸多势力一起解决吧。
晚唐的藩镇又是个啥情况，士兵们干死大哥，拥立个新人上去，然后请中央认可。
朝廷能怎么办？不承认就得开打，虚弱至极的中央政府哪来的钱财去开片？咋整，捏着鼻子认呗。
而且其中未必没有你们藩镇内乱越厉害，我中央政府才更放心的意思在里面。
而藩镇这边，新上任的节度使会把之前拥立他的闹事牙兵给噶了防止后人效仿吗？
也不是没干过，但为数不多。而且即便以儆效尤，也只是挑几个刺头，不敢铺开了来。
你一个士卒拥立上去的BOSS能有多大威望啊，玩株连不是找死？
结果就是骄兵悍将一次次搞事情却并没有受到多大惩罚。
既然这样，那还有什么心理负担？不满意就闹事呗。
以至于到后来，节度使的职位都成了个烫手山芋，不是野心大的主接都不敢接，甚或是直接被逼着坐上这位子，敢不上位，一刀剁了。
史宪诚、何全皞、乐从训珠玉在前，哪个还敢在这种军事民主的氛围内妄图获得无限的权利？
如果魏博镇处在离中原几十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大岛上，又发现了个物产丰富的新大陆，那桀骜不驯的魏博武夫估计很乐意为了更多的财富征伐四方、联络贸易。
后面说不定还能催生出一批资产新贵，搞个《大宪章》、《权利法案》啥的，当然，也可能走上波兰那种过度民主的邪路。
但大唐帝国的魏博镇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四战之地，自保有余，向外扩张？对不起，不感兴趣。
为啥，没有利益啊。
唐初府兵立功，可以授勋官，得田地，魏博可没这条件。
田地？早就分光了。勋官？得个虚名也是在镇里头打转。
而且外战准备打谁？打朝廷那是捅马蜂窝，打藩镇，周围没有一个善茬，花费大把的钱粮也未必能打下一座城池，得不偿失。
所以魏博镇向来是外战外行，内线作战则发挥超常，让敌人头疼不已。
这个时候的河朔藩镇都忙着安抚自家的兵大爷，也没什么兴趣去学安禄山搞一把大的了，朝廷也乐得安生。
接下来的几十年，整个大唐总体上还算和谐。但是危机总是在慢慢酝酿。
虽然因为时间太过久远，晚唐的史料远不如明清那般详实，但是历史进程嘛，总是可以猜测出大致的发展脉络。
参照最后两个王朝的兴平衰亡，可以想见，中晚唐时期，随着人口增长，人均土地越来越少，民众逐渐不堪重负，最后落第书生黄巢举起大旗，转战万里，直逼潼关。
曾经挽救大唐于危亡之中的神策军再次受命，却一触即溃，沦为笑柄。
后世总结原因时，总是说是因为过于优厚的待遇把这支虎狼之师养废了。
什么神策军的收入是其它军队的三倍有余、赏赐丰厚、优先晋升等等，导致飞扬跋扈、不事训练等等。
呵，这话听得，大概就跟说宋禁军、清八旗因为日子过得太好所以才失去战斗力一样。事实真是如此吗？
在很多人心目中，一支强大的军队，似乎就不应该像个俗人一般追求物质待遇，须得像红军一般饿着肚子过草地，像志愿军一样就着雪水吃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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