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那是大清国族的自留地，想挤都挤不进去。哪怕是后期一个个都穷得当裤子了，也还一个个端着架子。
但神策军不一样，是向全体大唐子民开放的。
处于市农工商最底层的货郎们可是很乐意有这么一份兼职的。别说低薪酬，花钱买都成。
于是军营中的健儿都换成了长安坊市中的商贾，平日里照顾自家生意，临到检阅，便装模作样一番。
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大家一块玩呗。
财政紧张发不下来工资便免不了军人经商搞副业，唐军如此、宋军如此、明军清军如此，甚至后来某个国旗上印着五角星的天南小中华也这么玩。
长安城中醉生梦死，屡试不中的丑陋才子在山东燃起熊熊烈火，宋代史书中的吃人魔王黄巢转战万里，屠光广州胡商后北上直扑潼关。
齐克让领兵据敌，士卒饥寒交迫，军饷更是连影子都没见到。
唐帝征发神策军，却只是送菜。很快，长安再次沦陷，唐皇仓惶出逃。
只是这一次，却再也没有了复兴的机会。因为帝国的税基彻底完蛋了。
安史之乱只是打残了北方，南方仍然可以为中央持续输血，但到了唐末，江南也成了一锅粥，朝廷再也收不上钱粮养兵了。
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每个长寿的朝代到了中后期，总是于平静中积累矛盾，直到最后来个总爆发。
不过大唐倒下了，魏博人民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以前秩序尚在，大家可以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
如今天下动荡，野心家们都开始放眼四顾，魏博的大哥却还在和自家的牙兵闹别扭。
节度使罗绍威对于牙兵们的跋扈深恶痛绝，最终引狼入室，耍诡计带着五代曹孟德把魏博立身之本屠了个干净。
结果请神容易送神难，本想着慢慢收拾局面的老罗同志发现宣武军住在自家不走了，把本来尚算富裕的诸州吃成了穷光蛋。
没了财货，我怎么安抚人心？得，劳资不干了。罗绍威悔青了肠子却也只能入朝而去。
魏博镇落入了朱温手中，骄横的魏博人却没有就此安稳下来。
牙兵虽然没了，魏博人良好的军事传统还在。
新任节度使杨师厚又征召了一支精兵——银枪效节军，魏博人民又重新走上了跟中央对抗的桀骜之路。
后面梁皇要拆分魏博，一群骄兵扭头投了李存勖。
到了后唐，被欠饷的魏博兵继续保持着一贯的优良传统，把庄宗拉下马。
这种不讨喜的下属领导能忍得了？于是魏博人迎来了第二波屠杀，“永济渠为之变赤”。
后面杜重威叛乱，又被割了一茬。
三次打击过后，魏博人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
不光魏博，整个五代乱世中的武夫都开始认清严峻的形势。
大家伙闹腾了几十年，毛都没捞到，反倒是战乱不休，死的人越来越多，带头闹事的刺头一个接一个地被清理掉。
本想着乱世中博取富贵的兵大爷们傻了眼。
社会风气开始逐渐变化，被教育了一次又一次的丘八们不再那般桀骜。
有句话这么说，就算是再糟糕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好。
这话正确与否且放一边，但对于经历了残唐五代数十年乱世的人们来说，对于秩序的渴望是无比殷切的。
哪怕是武夫们也厌倦了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
几十年的仗打下来，田地荒芜、房屋倒塌、人口锐减、穷困潦倒，除了收获一身伤疤，别的一无所有。
坐在汴京皇宫龙椅上的帝王们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思考该怎么结束这混乱的局面。几代人的尝试最终在赵匡胤这里开花结果。
杯酒释兵权、实现对中央禁军的绝对控制。
强干弱枝，抽取地方节度使精锐充入中央军，中央军待遇两倍于地方，地方军头不可能拦得住手下精兵跳槽。
如此，后续即便地方节度使对中央损害其利益的改革不满，也会慑于中央禁军的战斗力而不敢叛乱。
下诏取消“留州”和“留使”，地方上所收缴的税负全部上缴中央，地方政府的日常开销由中央政府统一调拨。
设立“转运使”这一官职，专门负责监督和监察地方的财政和税收情况，进一步勒紧了地方上的财权。
严禁地方私自铸钱,剥夺节度使们的“铸币权”。
收回了节度使任命知县的权力，同时设立通判一职来监督和约束知州。
任何涉及死刑的案件必须由刑部复审之后才能实施。
同时在各个县衙设置了县尉这一职务，专门负责处理打架斗殴、盗窃之类的治安案件，而那些在当地驻军的将领们则无权插手。
一顿组合拳下来，军权、财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尽皆收归中央，地方割据势力这一大威胁算是被清理干净了。
但是中央军里面要是有野心家怎么办？
实行更戍制度，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大家互相不熟就不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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