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包包已经细化了，分为“金鱼袋”、“绶囊”、“笏囊”和“算袋”。
绶囊是装印信的，而鱼袋则是盛放符契这类“身份证”的，笏囊则是盛放笏板的包包。
唐朝时，官员的身份证明制成鲤鱼形，故名鱼符。凡五品以上官吏穿章服时必须佩戴鱼符；中央和地方互动，也以鱼符为凭信。
“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新唐书》）
“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唐韩愈《示儿》）
这些诗都明明白白的显出了金鱼袋，已经成了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
唐朝低级官员出使国外时，常会借高级官员的紫金鱼袋抬高身份，谓之“借紫”。
至于“笏囊”，也称为“笏袋”，是用来盛放笏板的包包。
“笏”即笏板，是官场用的简易手写板，类似于现代开会时携带的笔记本，是大臣上朝时用来记录“最高指示”和自己要上奏的话。
与绶囊多用青色不同，高级笏囊多用紫色，古人称之为“紫荷”。
紫荷也是唐朝官场上的高级包。“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缀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宋书·礼志五》）
至于“算袋”，则是用于存放算筹的包包。虽然不同于其他三种包包高大上，却也是唐朝官员不可或缺的。
唐代就曾经明文规定，文武官员都必须备有算袋，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可见，论起实用性，算袋比其他几种“包包”更贴近工作和生活。
算筹是古代用于数学计算的器具，通常由竹子、木头、铁、玉石、骨头或象牙制成。
桂强野算袋中装着的算筹，就是玉石所制。看那细腻光滑润泽的外观，可见桂强野也是常常使用的。
这些古代的包包，不像现代有各种各样的带子可背着，挎着或者提着。不过，谁也不能低估古人的智慧。包包上面没有带子，可是有腰带——蹀躞带 。
蹀躞带，是一种多功能的腰带，从魏晋时传入中原，到了唐代一度被定为文武官员必佩之物。
蹀躞带必须悬挂七种东西，分别为算袋、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俗称“蹀躞七事”。
算袋，算起来也只是蹀躞带的一部分。
桂强野掏出的这个算袋，既非柔软的皮革，亦非光滑细腻的丝绸，而是采用了一种极为罕见且独特的布料——“归氏药斑布”。
只见这蓝底的算袋翻盖之上，左上角是一只栩栩如生的虎头。这可不是绣上去的，而是布匹本身印染而成的。
那虎头威猛无比，宛如一头真正的猛虎从茂密的树林中骤然闯出，让人一眼就看到那威风凛凛的虎头。
虎头之上，毛发根根分明，犹如钢针般坚硬；那双铜铃大眼闪烁着锐利的光芒，透露出令人胆寒的气势；虎口微张，獠牙外露，仿佛下一刻就要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而最妙之处在于，这只虎头被巧妙地设计成了放大的样式，使得它更具冲击力和震撼感，让观者一眼便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威严与霸气。
相对的，翻盖右下角是几支简简单单的花草。莫名的就少了几分凶悍，多了几分生动的野趣。
归氏药斑布是传统的手工印染工艺，采用天然的蓝草制作染料，通过织布、刻版、刮浆、染色、刮白、固色、晾晒七道工艺，留下了自然冰纹，形成鲜明的蓝白之美。
蓝印花布的图案十分丰富，而且大多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特别是那些以谐音、寓意、假代、组合以及象征等独特方式呈现出来的吉祥图案。
这些图案并非简单地描绘自然景象或生物形态，而是深深植根于华国传统文化之中，承载着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生活的殷切期盼与诚挚祝愿。
例如，蝙蝠因其发音与“福”字相近而被视为福气的象征；鹿则因与“禄”同音，成为高官厚禄的代名词；而雍容华贵的牡丹，则向来被用以代表荣华富贵之意境……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每一种形象都经过精心挑选和巧妙构思，以传递特定的吉祥寓意。
最常用的还是取材自动植物和花鸟组合成的吉祥纹样——五蝠捧寿、吉庆有鱼、龙凤呈祥、鹿鹤同春、狮子滚绣球、鲤鱼跳龙门等，也有一些民间故事戏剧人物，如“福禄寿”民间吉神。
可以说蓝印花布记录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祝福。
可以说，蓝印花布曾经陪伴了一代代人的成长。
刚出生的襁褓是“喜鹊登梅”的纹样，咿呀学语时带的是驱邪避毒的五毒肚兜，而到了结婚生子的时候，一定要做一条“凤戏牡丹”或是“麒麟送子”的被面……
这些精湛的技艺使得布料能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颜色和独特的花纹。染织图案内容更是极其丰富多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艺的不断进步，研发团队更是推陈出新，创造出一系列新颖别致的骨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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