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职请求面见皇太子。”冯元辉见了李明睿，毫不客气地提出了要求。
李明睿对这讼棍越发厌恶起来。要不是自己实在想不出该如何处理宗族方面的问题，这讼棍就是想见自己一面都不能够！此刻竟然敢理直气壮地要见皇太子，真是痴人说梦！
“空口白牙就要见皇太子殿下，你以为本官会如此孟浪么。”李明睿好整以暇，冷冷地看着冯元辉。
“如今大理寺上上下下能理好宗族宗法之事的，恐怕除了卑职，再难找出第二个。”冯元辉自信满满道。
李明睿很想怒斥一声“笑话”。
大理寺上上下下五七十人，难道就没个对宗族方面有想法的人？
何况谁家没有宗族？只不过有大有小罢了。
“太虚公，他们的年纪不过二十上下，知道什么叫家？什么叫族？什么叫宗？”冯元辉自来熟一般笑道：“公在朝为官数十年，多久不曾回乡了？族中往来除了书信和子弟，可还有何印象么？公可知道今年贵宗为了田中引流，是否与邻族私斗？宗族小辈是否拿着您的拜帖在县里走动？”
李明睿不得不承认，远离宗族的确是整个官僚集团的问题所在。
进入城市之后，宗族的力量就被削弱了许多。尽管许多人会在逢年过节时回乡祭祖，但如果只是升斗小民，宗族也不会太过在意，两者就更像是走亲戚一般，各尽人事。
至于在城里为官为吏的公家人，他们对于宗族而言是保护伞，是财神爷，只管照拂族里不受强权欺压。捐钱捐物帮衬族中公益：诸如修建祠堂、扩展祭田、兴办宗学，再不济也要为社学里延请的先生送点束脩。
宗族只有对仍旧生活在农村的族人有巨大的影响力，简直就像朝廷一般。又因为华夏有耻讼的传统，宗族本身就具有调解纠纷，甚至裁决审判的作用。在南方许多交通不便的地方，甚至还会动用私刑。
或许有人觉得这样的宗族要他有什么用处？
大致可以从虚实两个方面来说。
虚的一面有个前提。便是知道何谓宗族。
祖先宗亲之族谓之宗族！
人人心中都有对生后世界的畏惧和憧憬。
因为这份畏惧和憧憬，华夏先民就产生了祖先崇拜：死后自己的神位被放入祠堂，接受子孙香火祭祀，由此才能彻底完成从人到神的转变，成为庇护后人的“祖宗之灵”。只要香火不绝，自然神灵不昧。而子孙又是自己的血脉延绵，故而虽死犹生，薪尽火传。如此想想，也就能够最大限度“乐生而不恶死”了。
所以说。祖先崇拜就是华夏先民的精神寄托，就是华夏的信仰。
在另一个时空中，某些人极端地认为华夏没有信仰，故而见佛拜佛、见鬼拜鬼。其实不过是拾利玛窦的牙慧。利玛窦进入大明传教之后，提出华夏祖先崇拜不是信仰的论调，正是为了给基督耶稣腾出位置，实际上却不被耶稣会主流思想认可。若是细细想来，利玛窦显然更为狡猾。
在实的一面：宗族在私斗时就是一个军事决策机构。
华夏的私斗不是泰西骑士的决斗。也不是三三两两打成一团。而是以家族为单位，以生产工具为武器的小型战争。当年戚继光以为浙兵不堪用。想选用北兵，后来见识了义乌矿工的私斗，彻底改变了观念，取义乌壮士为兵，最终造就了一支震古烁今的强军。
却说私斗的产生原因很多，最普遍的就是争水。
因为田地对水的需要极大。水流过的渠道如果被人多开几个孔，多得渠水浸润，庄稼自然就长得好。但前边水放得多了，水渠远端的田地就没水可用了。这个时候只能每村约定好放水的时间，尽量让渠水灌溉更多的土地。
这种君子协议很快就会被村中的“聪明人”破坏：在晚上偷偷掘开水渠。灌溉自家田亩。
于是“守水”也就应运而生了。
有人偷，有人守，必然会发生冲突，很快就会一呼百应，发生私斗。
南方水网稠密，不用争水，却会争矿脉、争林木，乃至于田里界碑都可能被人偷偷挪动。
这种时候就显示出宗族的重要性来，若是宗族势弱，势必会被强族掠夺欺凌。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一方面要团结武备，另一方面也要以举族之力，尽量多地供养读书人，以求出仕为官，保证宗族的强势地位。
故而小说中出现的宗族内讧在现实中极端罕见，因为绝大部分宗族都面临着“强敌环伺”的境况，总是面临异姓的侵占，没有那份心力去内讧。
这种形态一直延续到了四百年后，历经各种运动之后，仍旧有的地方举村供养一个大学生，可谓一脉相承。
“卑职常年都在乡间，后来又在县上充任裁判，争田争水，见了怕不下百起。”冯元辉昂首道：“廷尉公若是不打算让殿下久等，恐怕只有将卑职荐上去。”
“殿下等得起，”李明睿幽幽道，“本官也等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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