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们熟知的军事家蒋百里先生，他曾说日本盛产清酒、樱花和鲤鱼，这三样东西可以代表日本人：清酒没有后劲，象征日本的国力难以为继；樱花突然满树盛开，也一夜败落干净，象征日本的国运无常；厨师烹鱼前，鲤鱼躺在砧板上不动，象征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
但可怕的是清酒喝光了，酒厂再造；樱花谢尽了，明年重开；鲤鱼死了，来世轮回。
日本在二战中虽然是战败国，但军国主义的幽魂早在日本复活，十四名甲级战犯的灵位移到靖国神社、日本的忠烈祠。日本的几任首相先后参拜靖国神社，可怕可恨！
刘钧来到兴山县，除掉汉奸并不是他的唯一目的，林策所在的灵山县也有汉奸呀。
兴山县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这里可以辐射与武汉、宜昌、南昌、九江等，而且这一带历史上经济贸易发达。
日本入侵中国后，从1939年开始，一批批日本商人来到这里，而且许多人把家眷都带来，成为日本新侨民。
这也是兴山县放着一个日军的加强大队和伪军一个旅的缘故。
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内的经济发展势头非常好，人口激增，但带来了耕地不足的困境，东北三省的黑土地就成为日本人眼中的美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大量的日本人随军南下，成为了日本侨民。这些侨民从事农耕、商贸、技术和政务等活动，大量掠夺我国的土地和资源，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移民侵略的实施者。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整个东北地区，大举向东北移民，并试图改变地区的人口比例，以实现吞并东北的目标。
大规模的移民计划是1936年制定的，当时计划向东北移民500万人。这个计划的手段是将日本国内贫困农民组成开拓团，夺取东北中国农民的土地，导致500多万东北农民失去了土地，或者被迫离开家园，成为日本的佃农。
而且这个计划第一步是在20年内让日本侨民占东北人口的50%，这作为当时的日本国策，并得到军方的支持。
随着日本侵略军进一步扩大战争规模，被占领土不断扩大，日本的侨民也跟随着军队不断扩张而来到占领区，一开始，许多日侨与周围的中国人还是和睦相处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日本人依靠军队，随意抢夺中国人的财物。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日侨开始侵犯当地居民，抢夺粮食和欺压女性。
一些当地居民想要反抗，但每当日军被这些日侨召唤来后，日军总是不分青红皂白随意枪杀中国人。
日本投降后，被中国政府遣返的日本侨民就有320万。
兴山地区原本就是贸易传统，渔业、矿产、盐、粮食、布匹丝绸等，这些都是日本国内急需的，日军占领兴山之后，这里所有的贸易几乎都由日本侨民接手，并受到军方的保护。
在中国，由于日军犯下的暴行极为突出，让许多人对日本对中国财富的洗劫有所忽略。
但刘钧却是非常清楚，这也是他来兴山的主要原因。
将兴山的铁杆汉奸镇压后，刘钧把目标放在兴山县一个专门的区域----日本侨民区。
佐佐木是日本银行的高级官员，在战时的日本，银行职员的地位肯定没有军人高，但佐佐木跟其他银行职员一起来到中国，首先在东北协助关东军创办了“满洲XX银行”，发行满洲纸币。为日本建设东北筹集了大量的资金。
而佐佐木则被日本军方当成贵宾。
武汉沦陷后，佐佐木来到中国南方，考察日本占领武汉后的金融体系及后续的方案。
日军每到一地，便开设银行，滥发“军票”、伪币等，逼迫民众将法币（民国政府的法定货币）按1:1的面值兑换。由于“军票”在发行时，根本不会有资本储蓄做后盾，没有特定发行场所，也不能兑换日元，更没有国家信用为其购买力做担保，所以无异于废纸一张。
因此，日本将其作为大肆掠夺占领区财富一种柔性手段，而佐佐木就是这些罪恶手段的执行者。
对此，佐佐木则被日本军方当成贵宾。在武汉、兴山，日军均给佐佐木找了一处豪华的别墅，并给他配了一辆斯蒂庞克豪华轿车，在他的别墅有日军宪兵站岗，2人一组，24小时轮流站岗。别墅里还有6名从野战部队调来的老兵，为了保持低调，这8个宪兵平时都是穿便服。
今天晚上，来到兴山的佐佐木享受了一位日本商人献来的日本少女，这是商人的女儿，他为日本军队经营纱厂以及其他军用物资，为了获取更多的资金，他不断巴结佐佐木，还将自己的女儿贡献给佐佐木。
对此佐佐木已经习惯了，包括军方在内，日本侨民区的商人都要经常给他进贡，所以，佐佐木的储藏室放着许多金条、美金、古玩等，他原本也是军人，也喜欢收藏从支那军队作战中缴获的手枪，他最喜欢的是勃朗宁手枪、汤普森冲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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