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李治，唐朝第三位皇帝，公元628年出生于长安，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母亲为长孙皇后。在繁荣昌盛的大唐盛世中，李治以温文尔雅的性格和深厚的学识素养，在众多皇子中脱颖而出，被立为皇太子，开启了他从储君到帝王的人生历程。
二、即位之初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终南山翠微宫驾崩，临终之际，他特意将皇位继承人——太子李治托付给了亲信重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太宗对二人寄予厚望，强调李治自幼便以仁孝着称，并嘱咐他们务必竭诚辅佐新帝。同时，他也向李治表明，有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辅佐，国家政务可无忧虑。
六月一日，李治遵照父皇遗愿即皇帝位，是为唐高宗，时年仅二十二岁。他深谙尊贤之道，立即任命舅父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并与褚遂良共同辅政。高宗对两位重臣极为倚重，虚心采纳他们的建议，使得永徽年间国泰民安，社会秩序井然，政策上延续了贞观之治的优良传统。
同年七月，在避讳问题上，有关部门提议更改部分官职名称以避唐高宗名讳，但高宗鉴于贞观时期并未因“世民”二字改讳，因此决定不作更改，展现了一种宽宏大度、尊重先帝遗风的姿态。
面对自然灾害，如河东地震，高宗迅速下令派遣使者慰问灾区并减免当地三年赋税，体现出对民生疾苦的高度关注与及时救济。此外，他还对朝廷重臣进行了调整与封赏，如任命李积为尚书左仆射，以及追赠房玄龄、高士廉等功臣，使他们在太宗庙庭配享祭祀，以此表彰他们的丰功伟绩。
永徽元年，唐高宗立王氏为皇后，确立后宫正统；并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例如高侃成功擒获突厥车鼻可汗，并设立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
然而，随着永徽二年的到来，西突厥贺鲁叛乱，沙钵略可汗攻入庭州，唐高宗果断派兵平叛，彰显了其对外部威胁的坚定应对能力。
至永徽四年，宫廷内部爆发了房遗爱等人谋反事件，这场政治危机直接触及皇权核心。唐高宗在长孙无忌等人的协助下，果断铲除了这些企图颠覆皇位的势力，包括吴王李恪、江夏王李道宗等皇室成员也因此事受牵连，或死或贬，从而有力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确保了大唐江山的稳定传承。
三、乾纲独断
在唐高宗李治统治初期，一场围绕皇后人选的重大政治变革正在悄然酝酿。早在太子时期，李治就与父亲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私通，太宗驾崩后，按照规定，武氏出家为尼，但永徽元年（650年），李治在感业寺进香时与武则天重逢，两人旧情复燃。一年后，武则天得以重返皇宫，并在宫廷斗争中逐渐崭露头角。
面对新罗与百济的边境冲突，高宗展现出作为万国之主的责任感和外交手腕，他劝诫百济归还所侵占的新罗领土，同时也对高丽等邻国施加压力，要求其不得插手干预。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高宗对周边国家关系的精准把握以及维护和平稳定的决心。
然而，最为激烈的宫廷斗争在于皇后废立之事。永徽三年（652年），武则天晋升为昭仪，她深谙王皇后的心态，巧妙地博取了王皇后的支持和高宗的宠爱，导致原本受宠的王皇后和萧淑妃地位渐失。随着高宗决定废王立武，此举触及到了朝中权臣的利益，尤其是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
两位老臣在太宗临终前被赋予辅佐新帝的重要使命，他们坚决反对废黜王皇后并改立武则天。尽管高宗亲自拜访长孙无忌，甚至有武则天母亲杨氏、许敬宗等人从中斡旋，但仍然无法改变他们的立场。在内殿召集诸位重臣商议此事时，长孙无忌、褚遂良坚持己见，而李积选择回避，于志宁则采取中立态度。
面对如此强大的阻力，唐高宗并未退缩。永徽六年（655年）十月，他果断下诏废黜王皇后，十一月即册封武则天为皇后，完成了这场历史性的皇后更替。与此同时，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也因此事相继遭到贬谪，标志着高宗在皇权争夺中的胜利，也预示着武则天开始正式登上唐朝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
四、建立东都
在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被战火破坏的洛阳乾元殿与应天门，显示了他对恢复洛阳繁荣的雄心壮志。次年（657年）二月，他正式移驾洛阳，并颁布《建东都诏》，强调洛阳作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的战略要地，具有连接四方、接纳万国朝贡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将洛阳宫改为东都，使得洛州官吏编制品级等同于京师雍州，唐朝由此正式确立了两京制度，长安和洛阳并列为国家的政治中心。
随着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位权臣的相继失势——褚遂良死于显庆三年（658年），长孙无忌于显庆四年（659年）被迫自杀，关陇集团的影响力大幅度削弱，高宗得以摆脱政治上的束缚，开始独立决策，不再受制于人。这一时期，朝廷内外对进谏之事产生了严重的忌讳，长达20年间鲜有人敢于直言劝谏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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