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国古代史上，宗教与皇权的关系错综复杂，常有僧侣道士借信仰之力影响朝政，其中明代中期的继晓和尚，便是一位在宗教狂热背景下，凭借神秘术数与皇室结缘，最终因权势熏心而陨落的典型人物。本文将深入探讨继晓如何在宪宗时期得势，其权势扩张的过程，以及最终如何因其劣迹昭着而遭致清算，以此揭示明代中叶宗教与政治交织的复杂图景。
一、僧侣崛起
在明宪宗朱见深的治下，朝廷内外风气渐趋奢侈，宗教信仰与皇权的结合尤为紧密，为僧人继晓的崛起提供了肥沃土壤。继晓，一位来自江夏的地方僧侣，凭借对佛教秘术的精深研究与独到理解，逐渐在佛教界内崭露头角。他的命运转折点在于遇到了梁芳，一位深得宪宗信任的近臣。梁芳深知继晓的特殊才能能迎合皇帝对神秘事物的好奇与追求，遂将其引入皇宫，为继晓铺就了一条通往权力核心的道路。
继晓入宫后，以其深厚的佛学造诣与所谓的秘术赢得了宪宗的青睐。很快，他被授予僧录司左觉义之职，这标志着他正式踏入了宫廷的权力圈层。左觉义在佛教管理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职务，负责僧侣的教育与考核，这样的任命无疑大大提升了继晓在佛教界的地位与影响力。但这仅是他辉煌仕途的开始，不久之后，他又被晋升为右善世，地位更加显赫，成为了佛教界中的佼佼者。
更令人瞩目的是，继晓被尊封为“通元翊教广善国师”，这一称号不仅仅是对其个人修为的认可，更是赋予了他在宗教与政治双重领域内的巨大权威。作为国师，继晓不仅在宗教仪式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还直接参与国家的宗教政策制定，其影响力之深远，可见一斑。
继晓利用自己在皇帝身边的地位，频繁地倡导大型佛事活动，每一次活动都耗资巨大，不仅动用了大量国库资金，还对民间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最为人诟病的是，他在西市强行征地，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大永昌寺，这一工程迫使数百户居民被迫迁离家园，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与动荡。大永昌寺的建设，表面上是弘扬佛法的壮举，实质上却成了继晓展示权力、炫耀地位的工具，其背后的浪费与民怨，为他日后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二、权欲熏心
继晓在获得“通元翊教广善国师”这一尊崇地位后，其权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之而来的是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和滥用。他不再满足于在宗教领域的影响力，而是开始涉足国家政务，利用皇帝的信任，对国家资源进行无度的消耗。除了修建大永昌寺导致的巨额财政支出和民众迁徙外，他还涉足更多领域，通过各种手段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权势网络，这种行为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国家治理与民间生活秩序，加剧了社会矛盾。
员外郎林俊，作为一位敢于直言的官员，深深忧虑于继晓等人的胡作非为对国家造成的危害。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书皇帝，请求严惩梁芳与继晓，认为唯有如此方能平息民怨，恢复朝纲。林俊的正义之举，虽然得到了部分朝臣的共鸣，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几乎使他遭受重罚。这一事件，深刻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对于继晓势力的复杂心态：一方面，许多人清楚其行为的危害性；另一方面，由于继晓与皇帝的亲密关系，以及其背后宗教势力的支持，使得许多官员不敢或不愿正面抗衡，体现了朝廷内部的忌惮与某种程度的妥协态度。
面对可能降临的惩罚风暴，继晓展现出了其狡猾的一面。他敏锐地察觉到局势的微妙变化，采取了一种看似退让实则深谋远虑的策略——请求回家侍奉年迈的母亲。这一请求，表面上是对皇帝恩宠的感激与忠诚家庭伦理的体现，实则是他为自保和未来布局的精妙设计。更为重要的是，他借此机会向皇帝索要了五百道空白度牒，这是一种具有官方认证资格的僧侣身份证明，意味着持有者可以合法地建立寺院、收徒弟，是宗教权力的重要象征。这一要求的被批准，不仅确保了继晓即使远离朝堂，仍能继续扩大其宗教网络，更显示出他在皇帝心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三、宗教泛滥
在继晓权势膨胀的同时，明代中期的宗教氛围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狂热状态，尤其是对于来自西番（今西藏地区）的僧侣们，他们不仅在宗教领域受到推崇，更在皇室的庇护下，享受着超越常规的尊荣与特权，这种现象在札巴坚参及其弟子们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札巴坚参是一位来自西藏的高僧，以其深厚的佛法修为和神秘的宗教仪式吸引了明宪宗的注意。他及其弟子如札实巴、锁南坚参等，相继被封为“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能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等极高宗教称号，这些封号不仅冗长且充满荣耀，远超一般宗教领袖的规格。他们不仅在宗教领域获得了无上的地位，还在日常生活中享受着与王侯相当的待遇，服饰华丽、饮食精美，出行时乘坐特制的梭舆，前后簇拥着手持金吾仗的卫卒，场面之壮观，足以令普通百姓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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