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桂萼，这位明朝中期的风云人物，其早年的经历充满了求学的执着、科举的成功与仕途的初步挫折，为他日后在政坛上的崛起奠定了性格与能力的基础。
出生在成化十四年（1478年）的桂萼，自幼便展现出了不凡的求知欲。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年仅九岁的他开始接受教育，师从胡居仁的弟子张正，这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儒家学问基础。胡居仁乃明代心学的重要代表，其学术思想强调“躬行实践”，这种注重实际、敢于质疑的精神无疑对桂萼日后的政治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进入青年时期，桂萼的学识与志向日益成熟。弘治七年（1494年），他在中峰僧舍潜心苦读，与兄长桂华相互切磋，兄弟二人以师友相待，展现了家族内部浓厚的学术氛围和相互砥砺的风气。这段时间的学习，不仅加深了桂萼对儒家经典的领悟，也锻炼了他的思辨能力。
正德二年（1507年），桂萼不负众望，通过江西乡试，中举人的桂冠，这是他科举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三年后，他得到推荐前往礼部，标志着其正式踏入官场的门槛。然而，桂萼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正德六年（1511年）虽然高中进士，却因病未能立即赴任，这一插曲似乎预示着他未来的官场生涯将伴随波折。
正德九年（1514年），桂萼担任丹徒知县，首次踏上实际政务岗位。他性格刚直，不畏权贵，这种刚强的性格让他在处理地方事务时屡次与上司发生冲突，显示了他不妥协、敢于直言的一面。这种性格特质在正德十年（1515年）秋得到了进一步体现，因遭人弹劾，朝廷欲将其调往青田，桂萼却拒绝赴任，这既是对其个人原则的坚持，也反映了他对官场现状的不满与挑战。
正德十三年（1518年），桂萼再次因他人推荐而出任武康知县，但历史似乎重演，他又因顶撞上司而陷入困境，不久之后，因父母丧事离职归家，这一系列的遭遇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曲折，也折射出明代地方官僚体系内部的矛盾与冲突。
直到嘉靖元年（1522年），桂萼再次出仕，担任成安知县。这一时期，他不仅需要处理地方政务，更是在内心深处对官场的腐败与不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早期的挫折与反思，为他后来在嘉靖朝的大礼议事件中脱颖而出，以及推动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定的决心。
二、请正大礼
嘉靖二年，桂萼因在成安知县任上的表现升任南京刑部主事。此时，明世宗意图追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帝，而朝中多数大臣则坚持遵循传统礼法，认为世宗应以孝宗（明武宗的父亲）为父考，以维护皇统的正统性。这一矛盾引发了朝堂的激烈辩论，桂萼正是在这关键时刻上书，提出了支持世宗立场的观点。
桂萼在奏疏中引用了宋朝范纯仁的例子，试图证明明世宗作为入继大统的天子，不必严格遵循过继为孝宗子嗣的传统，而应直接尊其生父为父考，生母为母后。他认为，世宗的继位是基于祖宗遗训和天子的正统性，而非简单的血缘承继，因此，尊兴献王为皇考合情合理。桂萼的论述直接击中了世宗的心声，得到了明世宗的高度重视，并决定将其奏疏与众臣讨论，此举开启了“大礼议”最为激烈的阶段。
面对桂萼的挑战，以汪俊为代表的大臣们迅速组织反击，联名上书，依据《仪礼》、前朝典故以及儒家伦理，反驳桂萼的观点。他们强调“兄终弟及”的原则适用于亲兄弟之间，明世宗作为武宗的堂弟，理应继续孝宗的宗庙祭祀，尊孝宗为皇考。此外，汪俊等人还引用宋、汉、魏等朝代的实例，说明即使是由旁支入继大统，也需遵守先帝为父的礼制，以维护皇室血统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他们的奏议得到众多官员的支持，人数远超桂萼一方。
然而，桂萼并未就此退缩。在收到汪俊等人的联名奏议后，明世宗虽然暂未公开表态，但实际上已倾向于桂萼的论点。桂萼趁势再上一书，直接批评汪俊等人违背人伦、忽视帝王骨肉亲情，认为真正的孝敬在于尊生父为考，而非仅仅在称号上做文章。桂萼的坚决立场和情感诉求，进一步赢得了明世宗的认同，最终促使世宗决定召桂萼、张璁等人进京，以更深入地探讨“大礼议”。
正当桂萼等人准备启程北上时，朝中内阁大臣为避免争端扩大，请求维持原有决议，即保留“本生”二字，以示兴献王为世宗的生父而非皇考。这一策略虽然暂时让世宗同意中止召见，但桂萼等人不甘失败，途中再次上书，坚决要求去除“本生”二字，指出这一称谓本质上是将世宗与孝宗绑定，违背了世宗对生父的孝心。桂萼的坚持和明世宗的内心倾向最终促使后者加快了决策进程，决定继续召见桂萼等人，使得“大礼议”进入了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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