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四月，大学士杨一清等人鉴于顾鼎臣病愈，提议他继续担任经筵日讲官，这不仅是对顾鼎臣健康状况的肯定，也是对他学术水平和讲授能力的高度评价。顾鼎臣不负众望，在一次经筵日讲中，以范浚的《心箴》为题，深入浅出，讲解精辟，深得明世宗之心。皇帝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甚至亲自为《心箴》做注释，这种殊荣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也进一步加深了顾鼎臣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使他成为皇帝身边不可或缺的智囊。
然而，复出后的顾鼎臣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五月，南京科道官员的弹劾犹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指责他不称职，试图动摇其地位。明世宗对这些指控均未予采纳，体现了对顾鼎臣的坚定支持。十月，大学士杨一清的举荐，更是为顾鼎臣的职业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被擢升为翰林院学士，这一职位不仅象征着学术与政治地位的双重提升，也预示着顾鼎臣将在国家的文化建设和政策制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世宗信任
嘉靖年间，顾鼎臣在朝中的地位日益稳固，成为明世宗高度信任和倚重的重臣。这一时期，他不仅在学术文化领域得到皇帝的赏识，还在政治风波中屡获保全，体现了其在朝中深厚的政治根基和皇帝的特别恩宠。
顾鼎臣与同僚请求内府书籍，不仅获得《四书书传大全》，还因特殊恩赐额外获得《文献通考》，显示出明世宗对方学术造诣的认可。在敬一亭的建成仪式上，顾鼎臣也得到了物质与荣誉的双重奖赏，进一步加深了他与皇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即便面对给事中刘世扬、李仁及南京官员的弹劾，顾鼎臣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在关键时刻因皇帝的庇护而免受责罚，这种待遇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反映了他在皇帝心中的特殊地位。
在学术贡献上，顾鼎臣参与重订《大明会典》的监修工作，显示出他在整理国家文献、维护礼法制度方面的贡献。即便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他请求赐予诰命，也得到了明世宗的特例允许，这不仅是对其个人的恩宠，也是对其贡献的肯定。在日常政务中，顾鼎臣被委以重任，如管理詹事府事务、提议民众轮流守护敬一碑亭等，体现了其在国家管理上的影响力。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顾鼎臣在嘉靖十年因日讲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但明世宗并未施以惩罚，反而在同年提拔他为礼部右侍郎，继续保持其在翰林院和经筵的重要角色，甚至因顾鼎臣对斋醮仪式的贡献，特许其孙顾谦亨为国子生，这种恩泽及于子孙的赏赐，无疑是对其个人忠诚与贡献的高度认可。顾鼎臣因撰写《步虚词》和提出斋醮仪式的建议而受到皇帝的赞赏，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他的文学才能，也开启了朝中官员通过撰写“青词”以获取皇帝赏识的风气。
六、掌管吏部
嘉靖十一年至十七年，顾鼎臣在朝中的地位持续攀升，从翰林院学士到掌管吏部左侍郎，再到礼部尚书，他成为了明世宗时期重要的朝臣之一，其政治生涯在此阶段达到了高峰。
顾鼎臣在被提拔为吏部左侍郎的同时，仍兼翰林院学士，显示出他在学术与政务上的双重才能，以及皇帝对其的深厚信任。期间，他不仅参与了多项重要祭祀活动，如太庙祫祭、祭祀历代帝王庙、文渊阁祭孔等，还被委以重修《恭睿献皇帝宝训实录》的重任，这些活动不仅彰显了他在礼仪制度上的权威，也增进了他与皇帝的亲近感。
顾鼎臣在处理政务上展现出圆融与稳健的风格。例如，面对大同军队变乱，他反对张孚敬的武力镇压提议，提出更为温和的解决策略，得到了明世宗的认可，体现了其在复杂局势中的冷静判断与策略性思维。同时，顾鼎臣还关注文化传承，成功倡议提升曾子后裔的地位，使其与孔、颜、孟三姓子孙享有同等的五经博士荣誉，这一举措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
尽管身居高位，顾鼎臣也不忘民生疾苦。在嘉靖十六年，京城遭遇连绵雨水，多地受灾，他及时请求皇帝赈济灾民，预防盗贼滋生，展现了他作为高级官员对民间疾苦的关切和治理国家的务实态度。此外，顾鼎臣在这一时期多次因病请求辞去职务，但明世宗均未同意，反而在顾鼎臣生病时派遣太监探望并赐药，体现了皇帝对方的深切关怀与依赖。
在教育方面，顾鼎臣担任会试考官，参与殿试读卷，继续在选拔国家栋梁之才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也巩固了他在文教领域的影响力。他的一系列职务与活动，不仅反映了其个人的学识与能力，也折射出明世宗时期政治与文化的多重面向，尤其是在强化皇权、促进文化传承、稳定朝政等方面。
七、入阁办事
嘉靖十七年至十八年，顾鼎臣的政治生涯迎来了新的高峰，他正式进入内阁，成为文渊阁大学士，参与国家的最高决策层，这标志着他成为明世宗最为倚重的几位重臣之一。在此期间，顾鼎臣不仅在礼仪、教育、文化等传统领域继续发挥作用，更在国家治理、太子辅佐以及应对朝中争议等方面展现了其深厚的政务经验和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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