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中进士
严嵩的科举之路，是他踏上仕途的开端，也是其人生转折的关键节点。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的严嵩，自幼便承载着父亲严淮的厚望。严淮虽自身科举不顺，但对儿子的教育却极为重视，这为严嵩日后在学业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幼年时期，严嵩在严氏祠接受启蒙教育，九岁便能进入县学，展现了超群的智慧和学习能力。十岁通过县试，十九岁中举，这些早期的学术成就，一步步铺就了他通往更高荣誉的道路。
到了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十五岁的严嵩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以乙丑科进士二甲第二名的优异成绩登榜，他的策论以《诗经》为研究方向，显示了深厚的文学素养和经学功底。随之，严嵩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这是当时许多士子梦寐以求的荣耀，意味着他已步入了帝国的精英阶层，并很快被授予编修之职，负责编纂国史，参与国家的文化建设。
然而，正当严嵩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打断了他的前程，迫使他不得不暂时离开官场，回归故里养病。这段时间，恰好是另一位历史人物——宦官刘瑾权势达到顶峰的时期。刘瑾，作为明武宗时期的权阉，掌控朝政，排除异己，对整个朝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严嵩退官的这十年里，朝廷内外充斥着刘瑾一手遮天的阴影，众多正直官员或遭贬谪，或被陷害，政治环境极其恶劣。
二、纂编府志
在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为了记录和传承地方文化，决定开展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纂编《袁州府志》。这项工作旨在系统整理袁州府（今江西宜春地区）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等信息，对后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历史意义。姚汀慧眼识珠，邀请了当时已崭露头角的严嵩担任总纂，负责整个纂编工作的规划与实施。严嵩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编纂才能，无疑是这一重任的理想人选。
然而，计划初期便遭遇变故，姚汀因故离职，纂修工作一度面临中断的风险。幸运的是，新任知府徐琏于正德八年（1513年）接替姚汀之职后，立刻意识到纂修府志的重要性，不仅没有中断这一项目，反而更加积极地推动其进行。徐琏深知严嵩的才华与责任心，甫一上任，便紧急致函严嵩，恳请他继续主持纂修工作。严嵩欣然接受，重拾笔墨，继续投入到这部地方志的编纂之中。
正德九年（1514年），在严嵩的精心组织和辛勤努力下，《袁州府志》的纂编工作进入高潮阶段。这一年恰逢甲戌年，因此这部志书也被后世称为“甲戌志”。严嵩以其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态度，不仅详细考证了袁州府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还深入挖掘了当地的人物事迹、风俗习惯、物产资源等丰富内容，力求做到资料翔实、文笔生动，使得《正德袁州府志》不仅是一部史料详尽的地方志，更是一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
三、高攀夏言
在刘瑾及其党羽被清除后，严嵩的人生迎来转机，他北上至顺天，重新踏上了官场之路。接下来的十几年间，严嵩在京城与南京的翰林院之间辗转任职，积累经验，逐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段时间，正值明世宗嘉靖帝在位，他醉心于道教，追求长生不老，对日常政务缺乏兴趣，这为朝中大臣提供了干预朝政的契机。
在这股权力的暗流中，礼部尚书夏言凭借嘉靖帝的宠信，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夏言与严嵩同乡，这层关系为严嵩提供了攀附的机会。严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政治风向，开始竭力讨好夏言，利用各种机会展现自己的忠诚与才能，逐渐获得了夏言的信任与提携。
严嵩的仕途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不久，严嵩即被提拔为南京翰林院侍读，代理院事。五年后，他又晋升为国子监祭酒，负责最高学府的教育管理。到了嘉靖十一年（1532年），严嵩再上一步，成为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调任南京吏部尚书，掌握了更为关键的官吏选拔大权。
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朝觐考察，成为了严嵩仕途中的重要转折点。他被世宗留用，不仅担任礼部尚书，还兼任翰林院学士，这意味着他与皇帝的接触更为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嘉靖帝对礼制的重视，使得礼部尚书的位置尤为重要，往往被视为进入内阁的跳板。严嵩在此期间，为了迎合帝意，不惜改变自己原先的观点，积极参与到礼乐制度的修订中，甚至不顾辛劳，日夜奔波，以确保皇帝的每一个要求都能得到迅速响应。
嘉靖十七年（1538年），围绕献皇帝庙号与入太庙的问题，朝中争议不断，严嵩起初试图阻止，但在嘉靖帝的严厉质问下，他迅速转变立场，提出了详尽的礼仪方案，成功顺应了皇帝的意愿，这也标志着大礼议的最终落幕，严嵩因此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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