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盛则更为直接，他在奏疏中痛陈严嵩的十项罪状和五大奸行，将边疆危机和天象异常都归咎于严嵩的专权乱政，言辞犀利，直击要害。然而，杨继盛在奏疏最后建议皇帝咨询裕王和景王，或是询问阁臣，这触及了嘉靖帝的逆鳞，因为这暗示了他对皇权的不信任，且违反了藩王不得干政的原则。严嵩趁机在嘉靖帝面前煽风点火，最终导致杨继盛被送至镇抚司受审，后被附在其他重罪官员之后一并处决。
七、权倾皇室
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明世宗朱厚熜面对一个微妙且敏感的问题：在未明确册立太子的情况下，如何安排裕王朱载垕和景王朱载圳的婚事。按照先例，亲王的婚礼应在各自的王府举行，但严嵩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当前的情况与以往有所不同，两位亲王若出府成婚，容易与外界过多接触，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和隐患。特别是在储君名分尚未明确的情况下，两位亲王的任何举动都可能被解读为对皇权的潜在威胁，或者引发不必要的猜疑和争斗。因此，严嵩提议，为安全考虑，两位亲王的婚礼应在皇宫内部举行，这样既方便保护，又能减少外界的干扰和误解。
严嵩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他向世宗指出，两位亲王若在各自府邸完婚，由于王府的地理位置接近，加之随从众多，容易因小事产生嫌隙，不利于兄弟和睦及皇室稳定。而且，当时宫中无皇后，两位亲王是皇帝最亲近的血亲，如果都出居于外，可能让皇帝感到孤立无援，这对皇家尊严和皇权稳定都是不利的。
世宗对严嵩的顾虑表示理解，但同时要求严嵩明确指出，这样的安排究竟会危害到两位亲王，还是直接威胁到自己。严嵩的回答充分考虑了皇室内部的微妙平衡，强调了储君名分未定情况下，任何可能引起猜疑的举动都应谨慎处理，以维护皇室的和谐与皇帝的权威。
一年后，严嵩再次进言，强调自古以来，确定太子是帝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多次私下向皇帝请愿，希望早日解决这个问题，但因皇帝的深思熟虑，迟迟未有定论。严嵩指出，朝廷内外的臣民对此事都翘首以盼，认为如此重大的事情不应长期悬而不决，作为臣子，他们有责任催促此事尽快解决。严嵩建议应在新年之初，即刻着手进行太子的确立工作，以安定人心，维护国家的长远稳定。
八、祸国殃民
在嘉靖年间，国家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政府支出不断膨胀，尤其是嘉靖十五年以前，尽管名义上实行节约政策，但实际的财政开支已高达六七百万两白银。此后的岁月里，除了日常的巨大开支外，嘉靖帝还频繁下令采办木材、香料及各类珍稀珠宝，进一步加剧了财政的负担。光禄寺作为管理宫廷膳食的机构，其库银在嘉靖十五年前尚有八十多万两的盈余，但到了嘉靖二十一年后，由于供应需求的不断增长，这笔积蓄迅速消耗殆尽。
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库空虚、财政紧张的背景下，严嵩进入内阁并逐步攀升至首辅之位。然而，面对国家的困境，严嵩并没有展现出一位贤臣应有的担当与远见，没有向皇帝提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建议，反而迎合皇帝的喜好，加剧了国家的混乱与衰退。严嵩认为，皇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不应受到任何限制，而作为臣子，唯一的选择就是顺从皇帝，哪怕是荒谬的要求，也要 全 力 执行，以此换取皇帝的宠信与个人权势的稳固。
在这种扭曲的权力逻辑下，严嵩不仅没有成为纠正时弊的中坚力量，反而成了祸国殃民的推手。他利用皇帝对道教的痴迷，不惜耗费巨资修建宫观、举办斋醮，纵容了嘉靖帝对奢侈生活的追求，而对民间的疾苦、国家的长远发展视而不见。严嵩的所作所为，进一步加速了国家财政的崩溃，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严嵩的执政理念完全服务于个人私欲与皇权的维护，他将皇帝的喜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对皇帝的每一个不合理要求都尽力满足，无论是劳民伤财的建设，还是对忠诚直言官员的打压，严嵩都毫不犹豫地执行。
九、败坏朝纲
严嵩在成为内阁首辅后，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凭借对世宗的阿谀奉承，得到了“忠勤敏达”银印的赏赐，这标志着他不仅在权力上达到了顶峰，也在皇帝心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随着年龄的增长，严嵩逐渐将权力交给了其子严世蕃，后者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实际上成为了严嵩的得力助手和权力的延伸。严世蕃不仅聪明狡猾，还善于利用关系网，通过收买皇帝身边的宦官，严密监控世宗的日常动态，确保自己能够提前应对，牢牢把握朝政的主动权。这对父子，一个在朝中运筹帷幄，一个在幕后操纵信息，被时人戏称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显示出他们在朝中无人能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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