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经历
俞大猷的早期生活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他先后师从王宣、林福，深入研习《易经》，并得到了蔡清的真传，这些经历为他日后运用《易》理推演兵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俞大猷认为，兵法如同人体的五体，虽繁杂却能协调统一，这体现了他对军事策略深刻的理解与独到的见解。此外，他还向李良钦学习剑术，不仅增强了个人武艺，也丰富了他在军事实践中的实战技能。
在父亲病逝后，俞大猷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承袭了家族的世袭职务——百户。这一选择体现了他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和对国家的忠诚。在担任千户、守御金门期间，面对军民之间的纷争，他采取了教化而非压制的方式，通过倡导礼仪与和谐，成功解决了地方纠纷，展现了卓越的治理才能和深厚的人文关怀。
面对倭寇侵扰，俞大猷勇敢地上书提刑按察使司，提出应对策略，却因身份卑微而遭到严厉惩罚，这无疑是对他的巨大打击。然而，他的军事才能并未因此被埋没。兵部尚书毛伯温在看到俞大猷的军事见解后，虽未能立即启用，但对其才华表示了认可。这一经历虽充满波折，却也为俞大猷日后的军事生涯埋下了伏笔。
在蒙古军侵扰山西之际，俞大猷主动请缨，向巡按御史自荐，最终得到毛伯温的引荐，前往宣大总督翟鹏处。尽管翟鹏起初态度冷淡，但在与俞大猷的深入交流后，被其军事见解所折服，此举不仅改变了翟鹏对他的看法，也让全军将士对俞大猷刮目相看。然而，尽管如此，俞大猷并未获得应有的重用，最终选择告辞归去。
在毛伯温的举荐下，俞大猷被任命为汀州、漳州守备。在这里，他不仅建起了“读易轩”，与当地文人雅士交流学问，还亲自教授武士剑术，展现了文武双全的风范。在对抗海贼康老的战斗中，俞大猷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成功俘斩敌人三百余人，由此官升署都指挥佥事，隶属广东都司，为其日后成为抗倭名将铺平了道路。
二、东征西讨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面对新兴、恩平地区频繁的叛乱，总督欧阳必进将重任交予俞大猷。俞大猷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平叛策略——以文服人。他深入民间，与各路首领面对面交流，既展示了自己的武艺，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成功说服了他们放弃暴力，归还侵占的民田。特别是对苏青蛇的果断处置和对何老猫的招安，展现了他既有铁腕又有柔情的一面，最终不费一兵一卒，实现了地区的和平稳定。
两年后，俞大猷受命应对安南的入侵，局势异常复杂。在范子仪叛乱并侵犯钦州、廉州之际，俞大猷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智慧。面对范子仪军的猛烈攻势，俞大猷先是巧妙地使用心理战术，假称朝廷大军即将到来，迫使范子仪撤军；随后，他又在冠头岭设下埋伏，待范子仪撤退之际给予致命一击，生擒范子仪弟范子流，彻底瓦解了叛军。最终，通过外交手段，促使莫宏瀷亲手处决范子仪，结束了这场叛乱。尽管功勋卓着，但严嵩的压制使得俞大猷的战功未能得到应有的表彰，仅获微薄赏赐，这反映了当时朝政的腐败与不公。
同年，琼州五指山黎民那燕等人发动叛乱，俞大猷再次临危受命。在与广西副将沈希仪的联合行动中，俞大猷指挥若定，迅速平定了叛乱，取得了显着战果。更难能可贵的是，战斗结束后，俞大猷并未采取高压政策，而是采取了更加人性化和长远的治理策略。他单骑入黎民之中，与他们商定和平共处的规则，建立市镇，引入汉人的管理方式，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地区发展，为海南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
在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中，俞大猷与戚继光等将领并肩作战，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无论是兴化城的大捷，还是在饶平、惠州、潮州等地的连番战斗，俞大猷都以勇猛和智慧着称，使得“俞家军”的威名响彻四方，令倭寇闻风丧胆。“俞龙戚虎”的美誉，不仅是对他们军事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两人在抗击外敌、保家卫国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最高赞誉。
三、征剿倭寇
1、浙东战役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的侵扰使浙东陷入危机。明世宗急召俞大猷，委以宁波、台州诸府参将之职，以应对紧急态势。初抵战场，俞大猷即刻投入到与倭寇的激烈交锋中。尽管在宁波昌国卫、绍兴临山卫等地取得初步胜利，但因朝廷对战局的苛责，俞大猷一度遭受停俸的处罚。然而，他并未因此气馁，反而在后续的海战中大破倭寇，焚烧敌船，终得以恢复俸禄，显示了其坚韧不拔的意志。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面对盘踞宁波普陀的倭寇，俞大猷率军发起进攻，却在半山遭遇伏击，损失惨重，此役虽挫，但俞大猷并未放弃。随后，他接连在吴淞、健跳所等地重创倭寇，逐渐扭转战局。在王江泾之战中，俞大猷巧妙利用援军，与倭寇展开激战，最终大胜。然而，战功却被赵文华、胡宗宪等人抢夺，俞大猷本人则因之前金山之战的失利而遭贬，凸显了朝堂内部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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