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宗即位初期，朝中聚集了一批贤能之士，民众对国家治理抱有乐观期待。然而，年轻皇帝缺乏经验，难以分辨忠奸，给了魏忠贤、客氏等佞臣以可乘之机。魏忠贤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先是暗害了太监王安，随后又排挤了吏部尚书周嘉谟、言官倪思辉等忠良，甚至连大学士刘一燝也被迫离职。叶向高眼见朝堂局势急转直下，意识到国家正滑向深渊。
在魏忠贤的操控下，朝中异己被一一清除，叶向高深知自己已成为魏忠贤的眼中钉。他上疏指出客氏频繁出入宫廷，甚至凌驾于顾命大臣之上，暗示朝中正滋生着一种不良倾向，需要警惕。然而，叶向高的直言不讳反而加深了魏忠贤对他的忌恨。随着刑部尚书王纪遭贬、礼部尚书孙慎行和都御史邹元标相继被迫离职，叶向高意识到朝堂上已无公正可言，于是请求与邹元标一同离职，以示抗议。熹宗未批准叶向高的请辞，但这并未缓解魏忠贤对他的敌意，反而加速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升级。
七、对抗宦官
叶向高在天启年间再次出任首辅，面对的是一个未成年的皇帝和日益嚣张的宦官集团。尽管不能如同神宗时期那般直言无忌，但叶向高依然在诸多关键节点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试图在宦官专权的阴影下维护朝纲与正义。
在一系列针对正直官员的打击中，叶向高屡次站出来为他们辩护。例如，给事中章允儒因请求减少上供袍服而触怒了宦官，面临廷杖的严厉惩罚。叶向高两次上疏求情，最终使章允儒仅被剥夺一年俸禄，避免了肉体上的伤害。御史率众指责宫廷事务，同样遭到宦官报复，准备被外放，也是叶向高的干预使他免于被贬。给事中傅魁在营救王纪时，险些被贬谪流放，叶向高的说情帮助他保住了职位，只被剥夺俸禄。
王纪被罢免后，御史吴甡、王祚昌力荐王纪复职，这触动了魏忠贤的神经，准备重惩文选郎。叶向高再次挺身而出，使该官员幸免于难。陈良训上疏批评权宦，魏忠贤欲借题发挥，将陈良训下狱，并追究幕后指使者。叶向高以辞职相逼，最终只导致陈良训被剥夺俸禄。
叶向高在与魏忠贤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力图保护朝中正直之士。然而，他也清醒地认识到，魏忠贤正通过制造一些小摩擦，试图削弱自己的影响力，逼迫他离开政坛。为此，叶向高多次请求辞职，表达了对朝政的失望和对个人处境的忧虑。
天启四年（1624年），傅魁弹劾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勾结，利用职权受贿。叶向高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责任，请求皇帝仅处罚自己一人，以保全他人。这次事件，叶向高虽未成功阻止魏忠贤的阴谋，但他的勇敢和牺牲精神，赢得了朝野的尊重，也为后世留下了不畏强权、勇于担当的典范。
八、再度辞归
天启四年（1624年）的朝堂上，一场风暴正在酝酿。给事中杨涟的一纸弹劾状，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大罪公诸于世，震动了整个朝廷。叶向高面对这一局势，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他深知，此时的魏忠贤已非昔日可比，其权势根深蒂固，轻易的对抗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政治动荡，甚至危及朝中正直官员的生命安全。因此，叶向高采取了一种较为温和的策略，试图在维护朝局稳定的同时，削弱魏忠贤的权势。
叶向高上书皇帝，一方面肯定了魏忠贤的辛劳，另一方面也提出了魏忠贤权力过大，已招致过多非议的事实。他建议皇帝适当减轻魏忠贤的负担，让其回乡养老，以保全其名节。然而，这一建议并未得到魏忠贤及其党羽的认同。魏忠贤假传圣旨，为自己歌功颂德，显示出他已不满足于幕后操控，而是要直接参与朝政，这标志着魏忠贤的野心已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叶向高察觉到背后可能有文人协助魏忠贤，经过调查，得知此人是徐大化。这一发现，让叶向高更加意识到，魏忠贤背后的势力已不仅仅是宦官集团，而是与朝中文人勾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联盟。面对这样的对手，叶向高感到孤立无援，意识到自己已无力改变朝政的走向。
随后的日子里，朝中正直官员接连遭受打击。工部郎中万燝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廷杖至死，御史林汝翥也因得罪太监而遭遇同样的命运。这些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朝野的恐慌，也让叶向高深感绝望。尤其是当林汝翥被围攻，而叶向高又无力营救时，他意识到自己对国家的影响力已微乎其微。
面对这样的现实，叶向高再次萌生辞意。他深知，留在朝堂，除了目睹更多的不公和腐败，已无法为国家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请辞后，熹宗终于同意了叶向高的请求，加封其为太傅，并赐予丰厚的财物，派遣专人护送其返乡。叶向高的离去，象征着晚明政坛上最后一道防线的崩溃，预示着国家即将陷入更深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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