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仕途
温体仁的仕途起步于明朝万历年间，他的家族背景深厚，其祖先温祥卿曾随明朝开国功臣耿炳文守城，后官至兵部尚书，奠定了家族在浙江的根基。家族成员中，伯祖温应禄更是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高中探花，为温家带来了荣耀。
温体仁本人十六岁时便成为秀才，展现了非凡的学识。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他一举中得乡试，次年殿试中位列二甲，被赐予进士出身，随即被选为庶吉士，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成为庶吉士后，温体仁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一职，这是进入核心官僚体系的重要一步。万历四十年（1612年），他升任南京国子监司业，负责教育事务，显示了他在学术和行政方面的双重才能。随后，温体仁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被任命为左春坊左庶子，管理诰敕，这一职务涉及皇家诏书的起草和审核，体现了其在文书工作上的专业能力。
然而，温体仁并不满足于宫廷内的明争暗斗，意识到朝中党争的险恶，他选择遵循父亲温子佐的意愿，请求调任南京，担任詹事府少詹事，掌管南京翰林院事。这一决定既体现了他对家庭的重视，也表现出了他对于远离权力斗争中心的明智选择。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任职后，温体仁因母亲去世而离职丁忧，这是遵循当时孝道原则的正常程序。天启二年（1622年），他被起复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虽然最初称病不赴，但在皇帝的温和劝说和老师韩爌的鼓励下，他最终于同年八月下半月返回北京供职，并开始在皇帝的经筵上担任日讲官，进一步深化了他与皇室的关系。
不幸的是，天启四年（1624年）父亲的离世再次迫使温体仁回乡丁忧。直至崇祯帝即位，温体仁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被起用为南京礼部尚书，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新篇章。在崇祯元年（1628年），他再度担任讲读官，入侍经筵，其恭谨的态度深得皇帝赏识，迅速晋升至礼部尚书。
二、得君赏识
温体仁的政治手腕在崇祯朝初期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利用一系列策略赢得了崇祯帝的信任。在崇祯元年（1628年）冬，当大学士刘鸿训被罢官后，崇祯帝指示吏部推举内阁新成员。吏部尚书王永光欲提名温体仁，但遭到了文选司郎中耿志炜的反对。最终，名单上包括了东林党要员钱谦益等人的名字，这引起了温体仁的不满。
敏锐察觉到崇祯帝对钱谦益可能的疑虑，温体仁与同样未被列入名单的周延儒合作，共同散布关于钱谦益及其同党操控内阁推选的消息。温体仁更是在关键时刻上疏，揭露多年前钱谦益在科场舞弊案中的角色，指责他结党营私，不配为阁员。此番攻讦直接导致了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群臣，让温体仁与钱谦益对质。温体仁紧抓机会，坚称自己孤立无援，而满朝皆为钱谦益党羽，最终说服崇祯帝将其政敌逐出朝廷。
然而，温体仁的胜利并未持续太久，很快他就面临了来自江西道御史毛九华的弹劾，指控他“媚珰”，即讨好权宦魏忠贤，甚至在魏忠贤的生祠前献诗颂扬。毛九华还揭发了温体仁在丁忧期间的不当行为，包括低价购买木材及贿赂阉党以逃脱法律制裁等。[26][27]面对这些指控，温体仁一方面请求辞职，另一方面坚决否认所有指控，并要求与毛九华对质。
在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的一次召对中，温体仁成功地反驳了毛九华和另一御史任赞化的指控，后者还被贬谪。崇祯帝认定毛九华提交的证据为伪造，温体仁的所谓劣迹不实。通过此次事件，崇祯帝形成了温体仁“孤忠”、无党派牵连的印象，这反而增强了他对温体仁的信任，同时也加深了他对东林党的猜疑。
三、善察帝意
崇祯帝以注重细节着称，他常常在阁臣提交的奏疏中寻找微小的错误，然后退回而不直接说明原因，考验阁臣的洞察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温体仁展现出了他独特的能力，能够精准地识别出崇祯帝关注的细节所在，这一点在众多阁臣中显得尤为突出。[79]
有一次，陈子壮上疏，阁臣们反复票拟，却总是被崇祯帝打回，无人知晓其中缘由。正当众人困惑不解之时，温体仁缓缓开口：“或许是因为疏末未填写日期吧！”众人随后检查疏文，果真发现了这个疏漏之处。[79]这一事件充分展现了温体仁对细节的敏锐捕捉，以及他对崇祯帝心思的深刻理解。
更为典型的是发生在崇祯八年（1635年）夏天的一件事。崇祯帝依照惯例表彰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战死的曹文诏，并提拔其子曹变蛟为副总兵。曹变蛟随后上疏谢恩，然而，崇祯帝却反复将奏疏退回，还在上面标示了两点，分别位于恤典日期和谢恩日期之上，令阁臣们一头雾水。此时，温体仁因病休假，当他重新入职后，仔细研究了这份谢恩疏，最终发现了问题所在：上疏日期与恤典日期间隔过短，这意味着远在战场的曹变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完成谢恩疏的撰写。原来，曹变蛟事先委托他人，在恤典圣旨公布后立即代为书写谢恩书。温体仁在票签中提出了疑问，第二天便得到了崇祯帝的认可和回复。[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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