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嫁入汗廷
明末清初的政治局势下，东北地区崛起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后金。后金的建立者努尔哈赤通过一系列军事征服，统一了女真各部，并逐步扩展其领土。为了加强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特别是与蒙古部落的联系，努尔哈赤和他的继承人皇太极推行了“满蒙联姻”的政策。这种联姻不仅加深了满洲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政治纽带，也为后金（后来的清朝）的扩张提供了稳定的外部支持。
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出生于蒙古科尔沁部，这是蒙古诸部中的一个重要部落。她的父亲是科尔沁部的贝勒博尔济吉特·布和，这也使得布木布泰自幼便生活在贵族家庭之中。科尔沁部与后金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因此布木布泰的婚姻自然也成为双方政治合作的一部分。
早在布木布泰出生之前，皇太极就已经迎娶了科尔沁部的女子，即布木布泰的姑姑哲哲。哲哲的嫁入标志着满蒙联姻政策的开端，也预示着未来更多的联姻将会发生。哲哲嫁入后金汗庭之后，成为了皇太极的正妻，即后来的孝端文皇后。
1625年，当布木布泰只有十三岁时，她由兄长吴克善护送到了盛京（今沈阳），这里正是后金的都城。按照满蒙联姻的传统，布木布泰成为了皇太极的侧福晋之一。这次婚姻对于布木布泰来说意味着离开家乡，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并且要适应不同于科尔沁部的文化和习俗。而对于后金而言，则进一步加强了与科尔沁部的政治联盟。
二、位列五宫
1626年，皇太极即汗位，开始了他领导后金向清朝转变的过程。随着皇太极地位的确立，后宫的格局也开始发生变化。最初，布木布泰的姑姑哲哲被封为大妃，称为中宫大福晋，而布木布泰则被封为西侧妃，称为西宫福晋，在后宫中位居第二位，仅次于哲哲大福晋。
随着时间的推移，布木布泰在后宫的地位经历了多次变化。1629年正月初八，她生下了皇四女雅图，随后又在1632年和1633年分别生下了皇五女阿图和皇七女。这些女儿的出生并未显着改变她在后宫中的地位，因为当时男嗣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女嗣。
1632年，巴雅尔戴青之女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嫁给了皇太极，被称为东宫福晋，这使得布木布泰在后宫中的地位降至第三位。接着，1634年，布木布泰的胞姐海兰珠嫁给了皇太极，不久便受到了皇太极的特别宠爱。同年，察哈尔林丹汗的遗孀娜木钟也嫁给了皇太极，进一步影响了布木布泰在后宫的地位。
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称帝，对后宫进行了大规模的册封。布木布泰被封于次西宫永福宫，号为“西侧福晋”，并在同年的七月被正式册封为“庄妃”。尽管在后宫的序列中，她排在哲哲、海兰珠、娜木钟和巴特玛·璪之后，居于第五位，但布木布泰仍然在后宫中保持着相当的影响力。
1638年3月15日，布木布泰在永福宫中生下了皇九子福临，这标志着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福临的诞生极大地提升了布木布泰在后宫中的地位，因为儿子是皇位继承的关键人物。布木布泰不仅关注朝政，还在一些重要事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在松锦之战后成功劝降明朝将领洪承畴，这显示了她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影响力。
布木布泰在皇太极生前虽然不是后宫中的最高等级，但她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并不亚于其他后宫嫔妃。她的儿子福临即位为顺治帝后，她成为圣母皇太后，继续在朝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尊为太后
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突然驾崩，这一突发事件引发了后金（后清朝）内部对于皇位继承的重大争议。布木布泰在这一关键时刻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机智。她原本主动请求殉葬，但考虑到福临年幼，需要有人抚养和教导，诸王及大臣们坚决请求她留下来照顾幼主。布木布泰的这一举动既显示了她的忠诚，也体现了她对未来皇位继承问题的战略考虑。
由于皇太极生前并未明确指定继承人，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长子肃亲王豪格以及两黄旗大臣各自代表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在争夺皇位继承权。最初，两黄旗大臣提议立肃亲王豪格为君，福临为太子，但在两白旗对豪格的强烈反对下，最终决定立福临为帝。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和妥协下，豪格、多尔衮等人被迫同意让福临继承皇位。
福临于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顺利登基，即顺治帝。福临能够顺利即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布木布泰的智慧和她与代善、多尔衮等人的斡旋。尤其是与多尔衮的关系，为福临继位铺平了道路。然而，布木布泰与多尔衮之间的联系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所谓的“太后下嫁”故事，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历来存疑。
1644年九月，布木布泰随顺治帝一同迁都至燕京（今北京），开启了清朝在北京的统治。1651年二月初十日，顺治帝亲政后为布木布泰上徽号曰“昭圣慈寿皇太后”，简称“昭圣皇太后”。同年八月二十日，顺治帝再次为她加上“恭简”二字徽号，称“昭圣慈寿恭简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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