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朝初期的政治博弈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清世祖福临驾崩，年仅八岁的三阿哥玄烨继位，即后来的康熙帝。按照世祖遗诏，上三旗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大臣被任命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幼主治理国事。这一决策的背后，蕴含着孝庄文皇后为了确保皇权稳固而做出的一系列考量。
在顺治帝去世前夕，即正月初六日，他召来了原任学士麻勒吉和学士王熙，下达了一系列重要指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立玄烨为皇太子，并确定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大臣辅政。这道遗诏实际上是在孝庄文皇后的授意下制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宗室内的权力争夺影响到皇权的稳定。
孝庄文皇后深知叔王摄政权力过大可能会对皇位构成威胁，尤其是在清初经历了一系列的皇位争夺事件之后。为了加强皇权，她选择了异姓大臣辅政的策略。这一选择既考虑到了当时开国功臣大多已经去世或被贬，剩余的宗室成员政绩平平的情况，也考虑到了自己能够更好地操控政局。因此，她拒绝了垂帘听政的建议，而是通过任命忠诚可靠的异姓大臣来辅佐年幼的皇帝。
在遗诏公布之后，索尼等人向孝庄文皇后报告，并在福临的神位前宣誓就职。他们发誓将忠诚地辅佐新帝，不会私自结交宗室成员或接受馈赠，也不会听从旁人的教唆，更不会寻求不正当的利益。
二、权力、忠诚与宗室平衡
孝庄文皇后选择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大臣作为辅政大臣，这一决策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首先，从满洲八旗旗籍制度的变化来看，努尔哈赤去世后，八旗旗制经历了重大变革。皇太极将自己领导的两白旗与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黄旗进行了对换，从而亲自掌控了两黄旗。这一举措为八旗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皇太极治罪莽古尔泰并兼并正蓝旗后，自领三旗，加强了皇权。多尔衮摄政期间，正白旗成为了满洲八旗中的精锐之师。顺治帝福临即位后，收回正白旗，加上两黄旗，形成了“上三旗”，成为了国家军事力量的核心。而“下五旗”则逐渐成为诸王、贝勒的封地，脱离了中央的直接管辖。在这种背景下，上三旗的臣属自然而然成为了皇帝治理国家的重要力量，辅政大臣的人选也就顺理成章地出自上三旗。
具体来说，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分别来自正黄旗、正白旗和镶黄旗，他们不仅在八旗中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在军政事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拥戴福临即位的过程中立场坚定，得到了孝庄文皇后的高度信任。索尼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支持皇子即位，这使得多尔衮预谋大位的计划受阻。多尔衮擅政期间，索尼始终没有依附于他，甚至因此被贬谪。苏克萨哈原本是多尔衮的近侍，在多尔衮死后不久便揭露了多尔衮的阴谋，因此受到了孝庄文皇后的赏识和提拔。遏必隆和鳌拜也都曾因为反对多尔衮而被贬，但在福临亲政后官复原职，并被委以重任。
孝庄文皇后通过让四大臣宣誓就职，对他们加以种种限制，确保他们不会与诸王、贝勒私下往来或接受馈赠，从而避免他们结党营私。这样一来，孝庄文皇后就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四大臣为辅的统治集团。四大臣虽然拥有辅政的权力，但他们必须遵守皇太后的指导，所有重要的决定都需要得到皇太后的批准才能执行。
辅政大臣与摄政王的执政模式相比，更加有利于维护幼主的皇位稳定。摄政王通常是由皇帝的近亲担任，他们的地位特殊，容易揽政；而辅政大臣则是异姓臣子，与皇帝除了君臣关系外还有主仆之分，因此不太可能挑战皇权。四大臣辅政体制的设立，有效地防止了叔王干政，确保了皇权的稳固。
三、内部斗争
在清朝初期的权力结构中，辅政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内部斗争。这些斗争不仅反映了个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也体现了权力斗争和利益冲突的本质。
索尼作为四朝老臣，资历深厚，深受皇室信任。苏克萨哈则因其父亲的地位和自身的功勋而备受重视。遏必隆出身于清开国功臣之家，鳌拜则是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的侄子，以其勇猛着称。尽管他们都身居高位，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
鳌拜凭借其功勋卓着，在四大臣中显得尤为突出，常常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对待他人，这使得其他大臣感到不安。苏克萨哈虽然出身显赫，但由于与鳌拜之间存在一些姻亲关系，两人在处理政事时经常发生争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争执逐渐演变成深刻的敌意。
康熙五年（1666年），围绕镶黄旗与正白旗之间的土地 圈 换 问题，鳌拜与苏克萨哈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点。鳌拜试图强行推动土地交换，这一举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不满。苏克萨哈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并得到了大学士苏纳海、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以及巡抚王登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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