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初见成效
靳辅在获得康熙帝对其治河设想的基本认可后，便立即着手开展治河工程。靳辅对康熙帝的知遇之恩十分感激，他不怕艰难险阻，决心要做出一番成就。他深知清口是黄河与淮河交汇的关键地带，而云梯关则是淮河、黄河入海的必经之路。因此，靳辅的治河工程首先集中在开挖清口的烂泥浅引河四道，疏浚清江浦至云梯关的河道，并且创建了一万八千余丈的束水堤，以及堵塞王家冈、武家墩等地的大决口十六处。
靳辅的治河理论是“欲使下流得治，必治好上流”，基于这一理论，他提出了在上游建设减水坝的方案。每一座减水坝都有七个洞，每个洞宽一丈八尺，总共可以提供十二丈六尺的泄水空间。在汛期，这些减水坝可以有效地分泄洪水。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开始，靳辅组织人力对这段运河进行了挖掘和疏浚，一年之内工程即告完成。他还成功地堵住了清水潭、大潭湾的六个决口以及翟家坝至武家墩一带的决口，并对清口进行了深度疏浚。
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为了筑造江都漕堤和堵塞清水潭的决口，靳辅亲临现场进行勘查。清水潭靠近高邮湖，他决定在距离决口五六十丈的地方筑起偃月形的堤坝。这项工程最终建成了一条长六百五十丈的西堤，并挖掘了一条长八百四十丈的绕西越河。原计划这项工程预计耗资五十七万两白银，但靳辅仅仅花费了九万两就完成了任务，并在次年竣工。这一成就得到了康熙帝的高度赞扬，靳辅请求将新挖掘的河流命名为“永安河”，新筑的堤坝命名为“永安堤”。
改变运口是靳辅治河中的另一个重点。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一月至四月期间，靳辅从新庄闸西南开凿新河直达太平坝，并从文华寺永济河头开凿新河经过七里闸，转向西南，同样到达太平坝，最终将运口移到了烂泥浅之上。这个新的运口距离黄河与淮河交汇处仅有十里之遥，从而彻底解决了淤淀的问题。即便是重载船只过淮，也能顺利通行，如同行驶在平坦的水面。
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开始，靳辅陆续报告说湖河的决口已经全部闭合，治河工程逐渐取得进展。与此同时，他还对治河工作本身进行了多项改革，例如裁减冗员，加强下属的责任感，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将河夫改为兵役，划定区域分守，定期进行考核等。
然而，在治河过程中，虽然不断取得进展，但水患问题依然时有发生，这引发了一些争议。康熙帝曾在一次谈话中询问大学士们：“修治决口，耗费如此多的钱粮，不久又发生决口，此事如何处理？”被问的大学士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表示靳辅提出的期限尚未到期，应当允许他继续督修。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年）五月，规定的期限已到，但问题仍未彻底解决，靳辅上疏表示：“臣之前请求大修黄河，限定三年内让河水回归故道。如今期限已满，但河水仍未归位，所有大工程和细节工程尚未完成，请朝廷审议处置。”康熙帝随即下令给予靳辅革职处分，但仍命令他戴罪督修。
同年七月，黄河水位大涨，皂河发生淤淀，无法通航。面对这一情况，许多官员建议恢复使用骆马湖，但靳辅坚决反对，他亲自督工挖掘，最终使黄水下降，清水流出，重新形成了航道。随后，他又清理了张庄运口，确保了航运的畅通。
四、朝中争论
靳辅治河引起的空前大争论发生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那一年，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堵塞后不久又在萧家渡发生决口，这场争论就此拉开序幕。当时有一位名叫崔维雅的人，曾在河南、浙江等地担任府州县官多年，参与治河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他撰写了《河防刍议》和《两河治略》，对靳辅的治河方法持有否定态度。恰逢这一年五月，康熙帝派遣户部尚书伊桑阿等人勘察河工情况。崔维雅以候补布政使的身份上奏了自己的着作，要求废除靳辅建设减水坝的方法，主张顺应水流的自然特性，采取疏导与筑堤并举的策略。康熙帝命令崔维雅随同伊桑阿等人一同前往现场与靳辅进行商议。
一行人遍察各项工程后到达徐州，让崔维雅和靳辅进行面对面的讨论。靳辅认为：“河道全局已成十之八九，虽然萧家渡出现了决口，但海口宽阔，下流已经疏通，关键的隐患已被消除，不应改变现有的计划，破坏已经取得的成功，否则会带来后患无穷。”这一争论在地方上无法得到解决，伊桑阿等人返回京城。到了十月，在一次廷议会议上，工部尚书萨木哈等人提议要求靳辅赔偿萧家渡决口的修复费用。康熙帝认为，一方面修河需要大量钱粮，靳辅无力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即使他赔偿，一旦延误漕运，后果依然严重，因此并未采纳这个意见。与会人员一致建议应该听听靳辅本人的意见，请他进京商议，康熙帝同意了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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