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机处成立后，大学士必须兼任军机大臣才能参与实际的政务处理。张廷玉不仅负责军机处的日常工作，还兼任吏部和户部的重要职务，同时负责编纂《吏部则例》等重要典章制度，为清朝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雍正十二年（1734年），针对蒙古准噶尔部的问题，张廷玉提出了派遣使者进行宣谕的建议。虽然最终的解决方案还是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的，但张廷玉的这一提议显示了他在处理复杂局势时的审慎态度，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和平解决争端的偏好。这一建议对雍正帝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体现了张廷玉在政治决策中的重要角色。
三、位极人臣
随着雍正帝的去世，张廷玉迎来了仕途中的另一个高峰。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病危之际，张廷玉与庄亲王允禄、大学士鄂尔泰等被任命为顾命大臣。雍正帝临终前留下遗诏，表示希望张廷玉未来能够配享太庙。这一荣誉意味着张廷玉将被视为国家的杰出贡献者，享有极高的尊重。
乾隆帝即位后，按照先帝遗命，张廷玉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一同被任命为辅政大臣。不过，由于他们坚决推辞，最终以总理事务王大臣的身份留任。乾隆元年（1736年），张廷玉再次被任命为皇子师傅，并继续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职务。乾隆帝在外出巡幸时，张廷玉常常留在京城总理朝政，夜间宿于紫禁城内，以便随时处理紧急事务。
在乾隆帝的统治初期，张廷玉不仅继续承担着繁重的政务，还因其深厚的学问而被委以重任，包括担任《清圣祖实录》、《明史》、《大清会典》、《皇清文颖》、《清世宗实录》、《玉碟》等重要典籍的总裁官。这些工作不仅彰显了张廷玉在文化领域的贡献，也反映了乾隆帝对他的高度信任。
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张廷玉被授予总理事务大臣的职位，并加拜他喇布勒哈番，特命进三等伯爵，赐号“勤宣”。这一荣誉对于一位文臣而言极为罕见，显示了乾隆帝对其贡献的认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廷玉的一些观点与乾隆帝的看法产生了分歧。
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帝计划举行“三老五更”的古礼仪式。张廷玉上书认为，这些古代礼仪在现代难以实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年，乾隆帝废除了总理事务大臣的称号，但张廷玉仍然以大学士的身份掌管机要事务。
乾隆八年（1743年），朝中官员提出关于科举制度和土地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张廷玉坚持认为，不应该轻易改变现行的科举制度，并反对土地改革的提议，认为这会导致社会动荡。尽管这些意见并没有影响乾隆帝对张廷玉的宠信，乾隆帝依然授予他伯爵的封号，这是清朝历史上文臣罕见的荣誉。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张廷玉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固执，这导致他与乾隆帝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去世，讷亲接替了他的位置。虽然张廷玉表面上支持这一安排，但他内心对地位的变化感到不满。为了平衡满汉臣僚之间的关系，乾隆帝决定在内阁行走的排列顺序上做出妥协，让讷亲在前，而在吏部行走的排列上，则让张廷玉居首。
张廷玉与鄂尔泰共事多年，两人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竞争关系。据说，每当鄂尔泰出现过失时，张廷玉都会以微妙的方式对其进行讽刺，让鄂尔泰感到尴尬。这种行为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张廷玉的政治地位，但却揭示了他与乾隆帝及其他大臣之间的紧张关系。
四、晚景坎坷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以年老多病为由向乾隆帝提出辞官请求。乾隆帝对此深感不舍，专门下发谕旨表示，张廷玉深受两朝厚恩，并且按照先帝遗命，将来将配享太庙，不应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的道理。乾隆帝希望张廷玉能够继续留任，以示忠诚。
然而，张廷玉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乾隆帝允许他每十天到都堂议事一次，每四五天入内廷备顾问一次，以减轻他的负担。同年冬天，张廷玉再次请求离职养病。乾隆帝最终批准了张廷玉的请求，并亲自作诗三章以示赏赐。在张廷玉前来谢恩时，他向乾隆帝表达了对配享太庙一事的担忧，并请求乾隆帝给出明确的凭证，以确保他能够按照先帝遗愿配享太庙。乾隆帝虽然不悦，但仍拟了手诏重申先帝的遗命，并赐诗一首以安抚张廷玉。
次日，张廷玉通过儿子张若澄向乾隆帝表达谢恩之意。乾隆帝因张廷玉未能亲自前来谢恩而感到不满，传旨令张廷玉亲自回奏。当时，军机大臣傅恒和汪由敦正在传达旨意，旨意尚未下达，张廷玉就在第二天早晨来到内廷谢恩。乾隆帝对此更加不快，怀疑是军机处泄露了消息。乾隆帝严厉指责了汪由敦泄露消息的行为，并且廷臣们讨论是否应该剥夺张廷玉的官爵和配享太庙的特权。最终，乾隆帝下令削去了张廷玉的伯爵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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