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位初期，雍正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局势。首先，他任命了康熙帝第十三子胤祥以及隆科多等人总理事务，这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也是为了平衡朝堂内部的力量。同时，他也没有立刻对政敌采取严厉措施，而是暂时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以避免激起更大的反弹。然而，这种宽容并没有持续太久。
雍正帝深知，要想真正稳固自己的皇位，就必须消除那些潜在的威胁。因此，在政权初步稳固之后，他开始逐步削弱和打击政敌。首先是将胤禵从西北战场召回，并加以圈禁，这不仅是为了消除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也是为了展示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胤禟则被发配至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远离权力中心。这些措施都是为了防止任何可能的反叛。
在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之后，雍正帝进一步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手段。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胜利的消息传来，雍正帝政权的力量得到了增强，于是他开始加紧惩治胤禩一伙。四月，他公开指责胤禩“肆行悖乱，干犯法纪”，并宣布要与诸大臣共同追究其责任。随后，胤禩被削去了宗籍并被圈禁，还被改名为“阿其那”，而胤禟同样被削宗籍、圈禁，并被改名为“塞思黑”。此外，皇十子胤?被圈禁，康熙帝的皇十四子胤祯（胤禵）先是被派去守陵，后来也被圈禁。康熙帝的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就连曾经支持过胤礽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苏努贝勒被革职，雍正帝御制《朋党论》，进一步打击胤禩党人的势力。然而，随着年羹尧和隆科多的问题浮出水面，雍正帝暂时放缓了对胤禩的攻势，转而处理年羹尧和隆科多的问题。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尧被赐死，雍正帝随即加快了对胤禩等人的惩罚。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和胤禩先后被囚禁致死，胤禵被迁至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被枭首示众，其他胤禩党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至此，经营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并削去了隆科多的太保职位，后也将其圈禁致死。这些行动不仅是对个人的惩罚，更是对整个朝堂的一次震慑，表明了雍正帝维护皇权的决心。
四、主政改革
雍正帝即位后，立即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整顿吏治、改善民生和社会秩序的政治改革。他深知康熙晚期的社会问题，诸如朋党斗争导致的政治腐败、官僚系统的混乱、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长期的西北用兵带来的财政压力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雍正帝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期解决当时的困境。
雍正帝在即位之初就表达了对当时社会弊病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变得懈怠，各种弊端丛生，如果不及早纠正，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为此，他要求大学士、尚书、侍郎等高级官员就政事中的应行应革事项进行密奏，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他向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发布了上谕，强调古代的忠臣都是通过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实现兴利除弊的目标，以此号召官员们积极投身于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改革之中。
雍正帝的改革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点：
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当时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敷衍了事，如果不对这种现象进行整治，将会导致更多的问题。他明确表示反对“因循玩愒”，即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的态度，并批评那些认为改革是“多事”的人是“浅见无知”。
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深知官员腐败对国家的危害，他在元旦上谕中指出，许多官员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公职，这种行为必须得到纠正。他希望通过整顿吏治，提高政府效率，最终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
反对朋党：雍正帝认识到朋党之间的斗争会破坏朝政的统一性和君主的权威。朋党间的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会失去正常用人原则，还会干扰君主的用人权。因此，他决心清除朋党势力，尤其是那些基于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
雍正帝在具体改革措施上也采取了果断行动。雍正元年（1723年），他接受了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前者是指将地方官员征收的额外税款（ 耗 羡 ）上缴国库，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官员的横征暴敛；后者则是通过发放养廉银的方式，鼓励官员廉洁自律，减少贪腐行为。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严重的亏空问题，决定进行全面清查。对于贪污腐败的官员，他下令立即抄家追赃，并规定民间拖欠的款项必须在短时间内分期缴纳。同时，他还规定地方若有亏空，必须在三年内补足，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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