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乱火蔓延
在青海地区，黄教（喇嘛教）的深厚根基使得寺庙成为社会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塔尔寺与郭隆寺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影响力远超宗教范畴，深入民心。当罗卜藏丹津的叛乱之火蔓延至这片土地时，塔尔寺的大喇嘛察罕诺们汗，这位兼具部落贵族与宗教领袖双重身份的人物，竟也投身其中，这无疑为叛军注入了强大的精神与物质力量。
察罕诺们汗的参与，迅速激发了青海地区喇嘛与民众的广泛响应。郭隆寺、郭莽寺等寺院相继卷入叛乱，一时间，“远近风靡，游牧番子、喇嘛等二十余万，同时骚动。”这场由宗教领袖引领的叛乱，不仅规模庞大，且手段残忍，叛军四处攻城放火，抢掠财物，烧毁民间积聚的草谷，整个青海地区陷入了一片混乱与恐慌之中。
西宁，作为青海的政治经济中心，自然成为了叛军攻击的重点目标。年羹尧在紧急上奏雍正帝的折子中，详细描述了西宁周边地区的惨状：“其围南川、西川、北川也，每处有贼二三千人，以势驱逐附近番子，攻城放火，烧毁民间积聚草谷，抢掠财物，其未受蹂躏者，西宁城外十余里耳。”这番描述，足见当时形势之严峻，叛军之猖獗。
六、拒绝罢兵
雍正皇帝在得知罗卜藏丹津叛乱的消息后，迅速作出了战略部署。他一方面命令川陕总督年羹尧全权负责平叛军务，调集大军准备武力镇压；另一方面，为了寻求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他派遣兵部侍郎常寿作为使者，携带朝廷旨意前往罗卜藏丹津的驻地沙拉图，希望能通过外交手段劝其罢兵停战。
然而，罗卜藏丹津并未接受朝廷的和平意愿。他不仅拒绝了常寿传达的朝廷旨意，还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表面上声称愿意听从劝告，实则以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谋据唐古特，诸台吉不服为借口，骗取常寿的信任。当常寿被诱至察罕托罗海时，罗卜藏丹津露出了真面目，将常寿囚禁为质，以此作为与朝廷对抗的筹码。
罗卜藏丹津的叛乱行为进一步加剧了青海地区的动荡局势。他利用囚禁常寿的时机，加强了对西宁周围地区的攻势，于雍正元年十月（即1723年11月），对西宁府周边的南川申中堡、西川镇海堡与北川新城等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些行动不仅威胁到了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严重挑战了清朝政府的权威和统治秩序。
七、清军征讨
雍正年间，青海地区发生了一次由罗卜藏丹津领导的叛乱，这是一场涉及到了蒙古部落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权力斗争的历史事件。罗卜藏丹津是当时青海地区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反叛挑战了清朝的统治权威，因此，雍正皇帝不得不采取行动来恢复这一地区的秩序。
雍正元年（1723年）的秋天，随着罗卜藏丹津的反叛愈演愈烈，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川陕总督年羹尧作为抚远大将军前往西宁指挥平叛事宜。年羹尧不仅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事将领，而且对于处理边疆事务也有独到的见解。在他的指挥下，清军迅速集结，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战术措施来应对叛军的威胁。
为了确保西宁的安全，年羹尧首先部署军队在关键地点设防，比如在永昌隆吉河设立防线，以防止叛军进一步向内地侵犯。同时，在巴塘、里塘、黄胜关等地驻扎部队，目的是切断叛军可能进入西藏的道路。此外，他还建议朝廷派遣福宁安等人驻扎在吐鲁番及嘎斯泊，以阻止罗卜藏丹津与北方的准噶尔部建立联系。
正当这些部署还在进行之中时，罗卜藏丹津的叛军已经对西宁发起了攻击。面对这种局面，年羹尧巧妙地运用了“空城计”和“疑兵计”，使得西宁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抵御住叛军的进攻。同时，他还派出一支奇兵夜袭叛军营地，取得了意外的成功。
到了雍正二年（1724年）初春，岳钟琪率领的大军抵达前线，并被任命为奋威将军。岳钟琪的到来极大地增强了清军的实力。在他的指挥下，清军迅速推进，并在青海湖附近的哈喇河畔击败了叛军。随后，岳钟琪继续率领清军深入青海腹地，对叛军实施了分割包围，最终迫使罗卜藏丹津带领少数亲信逃往新疆的准噶尔部。
雍正年间，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发动叛乱，这一事件是对清朝中央政权权威的重大挑战。雍正帝对此事高度重视，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负责指挥平叛工作，并增派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协助军事行动。
起初，叛军主要由察罕诺门汗领导下的塔尔寺黄教信徒组成，这些信徒虽人数众多，但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面对清军的突然攻势显得不堪一击。在清军的强势打击下，叛军迅速瓦解，罗卜藏丹津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试图通过释放清廷使者常寿，并请求停战的方式来寻求和平解决的机会。然而，雍正帝明确指示年羹尧，坚持武力平叛，拒绝任何形式的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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