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转过身，目光再次锁定田嘉明和万金勇：
“现在，我看眼下还有三件事去做：第一个嘛，我看还是要稳住军心：立即向全局通报，被带走同志是配合调查，要求全局上下坚守岗位，依法履职，不信谣不传谣。强调县委县政府对公安局工作的全力支持。
第二个，要扎牢证据啊，按金勇同志说的，把李爱芬‘暴力抗法’的铁证做实做牢，形成一份滴水不漏的报告。
第三我看还是要主动沟通：这份报告和说明，只是解释情况，县公安局还是不能彻底得罪市政法委，由金勇同志牵头，以县公安局党委的名义，尽快报送县委政府，今天有一天的会，明天吧，明天我安排时间去一趟市公安局和政法委。我们要主动把情况说清楚，把我们的立场亮明白！不能被动挨打！”
田嘉明和万金勇齐声应了下来。
“去吧。”我挥了挥手，“记住，沉着，冷静，用事实说话。东洪的天，翻不了！”
看着田嘉明，我想到马上要召开的会议，就道：嘉明啊，这样，跟着我到会议室来开会，专题研究石油公司工人的清退划转工作。
下午两点半，县政府小会议室，长方形的会议桌旁，坐满了神情严肃的干部：常务副县长刘超英、常委副县长曹伟兵、组织部长焦杨、政府办主任韩俊、财政局局长王琪、劳动人事局局长李勃、计委主任王海刚、工业局局长赵卫国，以及田嘉明和杨伯君、廖文波。石油公司党委书记田利民坐在靠门的位置。
我走进会议室，会议室里的人都不约而同的站了起来，我朝着大家点了点头，这种场合，自然是坐稳了再说话。
炉火烧得很旺，但驱不散室内的寒意。每个人的面前都摊开了笔记本，记录着石油公司初步划转方案、超编人员名单、初步清退意见以及那份触目惊心的“安置费”诉求汇总表。
会议由我主持。没有过多的寒暄，我开门见山，声音沉稳有力：
“同志们，时间紧迫，形势逼人啊。石油公司划转，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是省里的部署，也是东洪甩掉包袱、轻装上阵的必然选择。但划转的前提，是‘稳’！今天这个会，就一个主题：如何依法依规、平稳有序地推进划转，特别是妥善解决好超编人员的清退安置以及涉及‘安置费’的历史遗留问题。问题摆在这里，躲是躲不过去的。我定个调同志们，今天只解决问题，不追究责任，我们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伯君同志，你先简要通报一下工作组掌握的最新情况，重点是超编人员构成和‘安置费’诉求。”
让杨伯君第一个发言，也是有着考虑，给杨伯君露脸的机会。
杨伯君点了点头，条理清晰地汇报：“县长，各位领导。根据工作组深入排查和职工登记，目前石油公司超编人员共计276人。其中，按照省里划转政策精神，原本属于钻采公司、炼化公司（即划出单位）的职工，共计112人，这部分人按政策应随资产一并划转回原单位，阻力相对较小。剩余164人，情况复杂……”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这164人，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约40人，是过去两年通过各种关系从县里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借调’或‘挂靠’到石油公司的，人事关系大多还在原单位，只是工资在石油公司发放。第二类，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点，也是‘安置费’问题的核心——124人！这些人，没有正式的人事关系来源单位！他们就是通过向胡玉生等人缴纳几千到上万不等的所谓‘安置费’、‘打点费’，违规获得石油公司‘正式职工’身份，并领取工资至今！这部分人及其家属情绪最为激动，诉求也最直接——要么保留岗位，要么全额退钱，这还不算，还有的要求赔偿损失！工作组目前登记在册的‘安置费’诉求金额，累计已超过70万元！”
70万！这个数字像一块巨石砸在与会者心头，尤其是劳动人事局局长李勃，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杨伯君说完后，会议室陷入短暂的沉默。沉重的压力弥漫开来。
曹伟兵从未分管过工业经济，自然是和这些人牵扯不大，看大家都沉默，就道：“县长，我接着发个言吧。目前来看，情况确实棘手啊。我才听说，这些人都跑到县委大院找老胡主席要钱，差点把老胡主席吓死。这事必须要管了。对于那112个该回原单位的，问题不大，督促原单位接收就是。那40个从其他单位‘挂靠’来的，也好办，哪里来的回哪里去！麻烦的是这124个。”说完看了一眼笔记本，确定了刚才记录的数字，就道：“对，我没记错啊，就是124个‘买’进来的！我们县的情况大家清楚，国有企业就那么几家，效益普遍不好，规模也小，包袱本来就重！一下子要接收、消化这么多‘买’进来的超编人员，根本不现实！哪家企业能吃得下？哪家企业愿意背这个包袱？这不是要拖垮我们本就脆弱的县属企业吗？再者说了，这些钱，花给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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