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晚第一次见到陈砚舟，是在市检察院刑事检察一部三楼的证人接待室。
那天下着冷雨，玻璃窗上爬满水痕，像一张被反复擦拭却始终模糊的脸。她坐在硬质塑料椅上，指甲掐进掌心，数着墙上挂钟秒针的每一次跳动——滴、滴、滴。七点四十三分。距离约定时间已过去十三分钟。
门被推开时，风裹着湿气卷入。他没打伞，肩线微潮，深灰色羊绒大衣下摆沾了两道浅灰泥印，左手拎着一只磨旧的牛皮公文包，右手插在裤袋里，指节修长，骨节分明。他抬眼扫来，目光沉静，不锐利，却像一柄收在鞘中的薄刃，无声地切开空气里凝滞的紧张。
“林晚？”他声音不高，略带沙哑，像砂纸轻磨过木纹。
她点头，喉间发紧，只发出一个单音：“嗯。”
他颔首，在她对面坐下，将公文包放在膝上，没有立刻打开。窗外一道闪电劈开铅灰色天幕，惨白光亮映得他侧脸轮廓陡然清晰——鼻梁高而直，下颌线利落如刀削，左眉尾有一道极淡的旧疤，细如发丝，若不细看，几乎隐没于眉色之中。
“我是陈砚舟，负责你这起刑事案件的主办检察官。”他顿了顿，从包中取出一份文件，封皮印着烫金检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你已签署《污点证人作证承诺书》，自愿以证人身份配合调查，指证周临川等人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以及近三年内六起有预谋的敲诈勒索案。”
林晚垂眸，盯着自己交叠在膝上的手。那双手曾为周临川调过三百二十七杯威士忌，擦过他西装袖扣上每一粒暗纹，也曾在暴雨夜替他递过一把伞，伞面朝他倾斜十五度，自己半边肩膀淋得透湿。
周临川是江城最年轻的地产新贵，也是警方档案里代号“青枭”的核心人物。他笑起来时眼尾微扬，说话慢条斯理，连威胁都像在讲一个遗憾的寓言。他曾对她说：“晚晚，法律是网，但网眼太大——风能穿过去，人也能。”
而此刻，这张网正由眼前这个男人亲手编织。
陈砚舟翻开案卷第一页，纸页翻动声清脆。“你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2023年9月18日凌晨两点零七分，周临川驾驶黑色迈巴赫驶离‘云顶会所’地下车库，副驾位坐着张哲——也就是三个月后死于‘意外坠楼’的前财务总监。视频中，周临川低头看了眼手机，说了句‘处理干净’。这句话，与张哲手机恢复数据中最后一条未发送短信内容完全吻合：‘账目已删，U盘在保险柜第三格。’”
林晚闭了闭眼。那晚她本不该在车里。她是去取周临川忘在休息室的领带夹——一枚白金雕花的鹰首，翅尖嵌着一颗微小的蓝宝石。她记得自己蜷在后排，把脸埋进臂弯，假装睡着。可声音太清晰，像冰锥凿进耳膜。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陈砚舟忽然问。
她抬起眼。他没看她，视线落在案卷某处，笔尖悬在纸页上方，未落一字。
“因为张哲死前，给我发过一条语音。”她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什么，“只有九秒。他说：‘晚晚，别信他给你看的账本……真正的流水，在老宅书房油画后面。’”
陈砚舟终于抬眸。这一次，他的目光停驻在她脸上，久久未移。窗外雷声滚过，闷重如鼓。
“油画？”他问。
“《春樱渡口》，陈之谦1947年的作品。周家老宅客厅东墙。”
他合上案卷，从公文包夹层抽出一张照片，推至她面前。
照片泛黄，边缘微卷，是二十年前的旧照：青砖院墙，一树盛放的早樱，树下站着两个少年。左边那个穿白衬衫，身形清瘦，腕骨突出，正仰头看花；右边那个穿藏蓝毛衣，一手插兜，一手搭在同伴肩上，笑容明朗，眼神却已初具锋芒。照片右下角，一行钢笔小字：“砚舟&临川，十八岁，樱落前。”
林晚指尖一颤。
“周临川和我，小学同班，初中同校，高中同届。”陈砚舟语调平缓，无波无澜，“他父亲是我父亲的主治医生。我母亲病重那年，周医生连续七十二小时守在ICU外，亲手为她调整过三次镇静剂量。”
林晚怔住。
“但他也在同一张处方笺背面，写过‘林氏建材投标价已泄，加价三十万可保中标’。”陈砚舟指尖点了点照片上少年周临川的笑脸，“后来我查到，那张处方笺，被他夹在医学笔记里，保存了整整十年。”
雨声渐密，敲打窗棂如叩问。
林晚忽然想起初遇周临川那日。她刚结束法学院实习，在律所整理卷宗至深夜。电梯故障，她徒步下二十八层楼梯，高跟鞋断了跟，狼狈蹲在消防通道里系鞋带。头顶灯光忽明忽暗，一道影子覆下来。他蹲在她身侧，没说话，只是从口袋掏出一把银色小剪刀，咔嚓两声，剪掉她左脚丝袜勾出的长线，又用拇指抹平袜筒褶皱。
“丝袜勾线，比高跟鞋断跟更让人慌。”他笑着说，“慌的时候，人容易看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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