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诺政府面对内外危机，于8月12日辞职。G.施特莱斯曼继任总理后，改革财政和货币，镇压工人革命，宣布从9月26日起停止消极抵抗。
他几次要求同法国政府直接谈判，均为法国所拒绝，于是支持煤业辛迪加同国际工矿管制代表团、法比鲁尔区管制委员会进行谈判。
11月23日，双方签订协定，规定：煤业辛迪加重新开始向协约国交付煤和焦炭，作为德国实物赔偿，法国和比利时得到煤炭总产量的18％，焦炭总产量的35％；从10月1日起所开采的煤归煤业辛迪加所有，每出售一吨煤，向协约国交纳10法朗税款。
法国通过这一协定，达到了强取德国“生产抵押品”的目的。对德国赔偿问题态度有所缓和，鲁尔危机接近尾声。11月30日，赔偿委员会委任两个专家委员会讨论解决德国赔偿问题。其中第一专家委员会在1924年4月9日的报告（通称道威斯计划），为出席伦敦会议（1924年7月16日～8月16日）的协约国和德国政府所接受，从而暂时地解决了德国赔偿问题。
8月16日，法国、比利时与德国达成协议，从9月1日开始实施道威斯计划的一年内，法国和比利时军队撤离鲁尔等地区。
其实鲁尔危机表面上是由于德法赔款纠纷引起的，但其深层原因是法国深刻的不安全感和法德矛盾。在法国领导人看来，以德国的工业基础、人口规模和地理位置，德国东山再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旦德国经济恢复，重整军备，法国的梦魇将会重演。
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法国曾极力主张削弱德国，甚至肢解德国，永远消除德国的工业和军事能力。但是，这一方案遭到美国和英国的反对，威尔逊总统试图通过国联的集体安全机制来牵制德国，保障法国的安全。但战后美国没有加入国联，这引起法国对自身安全的极大担忧。
鲁尔危机的最终结局看似是法国获得了最终的胜利。然而实际上，这场危机带来的灾难性连锁后果远比法国所获得的赔款来的可怕的多。首先这次危机所造成的最直接破坏，便是法国的国际地位遭到了极大的打击。
法国在占领鲁尔期间法郎因为受到危机的影响也出现急剧的贬值，为了稳定经济，法国不得不像英美两国大量借贷，而这一做法所带来的结果便是法国在之后，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谈判中不得不将主导权拱手让给了有意扶持德国经济恢复的英美两国。
另一个灾难则是在德国方面，许多以希特勒等为首的退伍老兵势力，本来就对魏玛政府在战后外交上一系列的软弱措施深感不满。鲁尔危机对于这些民族主义来说无异于一次极好的宣传素材。
魏玛政府的软弱以及消极抵抗政策对德国带来伤害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之后伴随着德法两国和解以及经济的增长让这些极端势力难以获得太多的支持，但是当社会陷入危机动荡的时候，将鲁尔危机再次翻出对于魏玛政府无异于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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