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林子苏行贿一案很快在法院做不公开审理。
开庭前，王喆告诉林子苏，已经拿到了优盘。
但是联想到赵会仁和你父亲的过结，而赵会仁都能用假录音来陷害你，很难说他不会如法炮制对待你的父亲。
所以，保险起见，他还是着人拿去先做一下鉴定，尚未出来结果，还要等几天。
林子苏虽然焦急，但也表示了理解。
庭审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中午，由于本案的关键证据录音存疑，原告和被告双方都做了多手准备。
林子苏方，关键证人李辉虽然没有出庭作证，但王喆不知道怎么做到的，竟然拿到了李辉新的录音。
在录音口供中，李辉明确表示自己没有说过林子苏要卖房子，更没有带人看过房，还说明林子苏告诉他的是要对房子过户，本来约定好的是春节后就帮助她过户。
只是录音中没有提到要过户给谁，因为当时林子苏还没有告诉他。
王喆还出示了林子苏当日的通话记录，辩护道，我当事人是在走出赵会仁家后的第一时间，先与闺蜜林美静联系，随后由林美静推荐，我当事人与房产中介李辉联系上，这一点完全呼应。
我当事人是在得到原告同意后才产生的过户行为，否则不可能离开原告家后的第一时间去打这个电话。
更不可能像公诉方所说——我当事人是担心原告觉得房产太显眼不敢收受，才产生变卖房产以现金贿赂的想法和行为。
如果真的有这个想法，那也一定是得到原告的某种暗示，因为通过对我当事人的调查，在此之前她从未有过任何违法犯罪的记录。
至于，公诉方所展示的那张所谓的我当事人亲笔所书的字条，也是漏洞百出。第一，这张纸属于政府机关的专用信纸，外面根本不可能买到。
经过查证，这张信纸的出处来自云连市住建局，和本案有关联的住建局人员，只有我当事人的父亲和原告，我当事人父亲被纪委带走很多天了，不可能是他的，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原告的。
我当事人上门请求原告帮其救父，如果她想行贿，至少会带着礼物上门，但是从前面的监控看，她是两手空空去的。
这也说明了我当事人心地纯良，不懂人情世故，更不懂行贿门道，也不会打歪主意走捷径，只是凭着对原告善意地揣测，寄希望他还有最基本的良心能为她父亲说几句公道话。
所以，当原告提出救她父亲有什么好处时，这也给了我当事人希望，才有了以房子和股份作为回报的想法。
因为原告的一句“口说无凭”，还递给了我当事人纸和笔，我当事人才不得不签了这个城下之盟的字据。
随后王喆就“行贿”展开了精彩绝伦的辩护。
他辩护道，我当事人在这里的行为和动机，也根本不是公诉方所说的“行贿”行为。行贿，首先是建立在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前提之下，而林子苏的初衷是为了救父，这一点就必须排除“谋取不正当利益”。
古有二郎神救母的神话，二郎神为了救母亲，不惜劈山赶日，劈山是什么行为？那会造成地震，给人间的老百姓带去灾祸。而他的母亲还是犯了天规的，他依然要救出受苦受难的母亲。
这样惊世骇俗的举动，后世没有人去谴责二郎神的这一行为，而是为其救母举动给予千古传颂和赞扬。这样的故事，不管是神话，还是民间故事，还是文学作品，从来都是不绝于耳。
如果像这样救母救父的孝心是谋取不正当利益，那么从古至今，那些做出救母救父行为的孝子们是不是都得重新拉出来审判和定罪？
不要忘记，这里是中国，中国自古以来都有以孝治国的文化理念，而且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今天的中国人也不会去谴责有孝心的人。
那么，为什么要对一个毫无人情世故观念的孝女，施予苛责，求全责备，这是不是违背了国家提倡孝心文化的初衷？
如果说神话是杜撰不可信，那么我们就讲真实的案例，民国时期施从滨之女施剑翘为父报仇、枪杀仇人孙传芳的案子爆出后，就得到了全国各大媒体和社会团体的特赦呼吁，
施剑翘本人更是被民间称作女中豪杰，甚至得到民国大佬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人的通力救援，最终施剑翘被民国最高法院特赦释放。
特赦后的施剑翘积极投身抗战事业，还受到过周恩来、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赞赏，最后还担任妇联副主席、政协委员，成为新中国建设的积极分子。
是扼杀一个人的孝心，还是从宽谅解她的无心之失，以使其有机会像施剑翘一样回报社会，造福社会，造福更多人，我想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答案！
法无外乎情，如果抛开情理，只讲法理，那就是脱离现实社会，脱离人民群众，脱离民族感情，脱离公序良俗，这样的法律还有什么意义？
其二，行贿是先怀揣了不良的目的和动机，为了达成这个不良目的，而事先准备了礼物，这是人情世故，没有人找人办事，却不带礼物，就去要求别人给予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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