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工地待了一段时间，每天没有手机的日子我都已经习惯了。
我有空的时候会把想跟吴杉解说的话写在纸上。
想寄给她，告诉她我还活着，但我又不知道那边会不会有抓我到秦皇岛那帮人的哨子，我也是在等机会，一旦让我回去，老子二话不说带上撸子，就回来秦皇岛一个个折磨死他们。
在工地这期间，我也慢慢发现一个看人的小技巧。
像那种尖耳猴腮的人，大部分是很阴险的小人。
就是长得跟猴一样的那种人，要特别小心，不能深交。
我是在2018年的差不多过年的时候，凑够了回广西的路费，回去的时候老马还给我塞了1000块钱。
他说我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还说怪自己没本事，没有带我挣多少钱。
让我有空去永州冷水滩找他，也是临走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原来是湖南人。
我拿着老马给我的那沉甸甸的1000块钱，心里五味杂陈。
这份情谊，比任何物质的给予都要沉重，我暗暗发誓，将来无论混得如何，一定要报答这份恩情。
因为我没身份证，也坐不了高铁和飞机，只能坐大巴转车。
我在柳州的三江县下了车，我特意选了一条较为隐蔽的路线，因为我不确定秦皇岛那帮人有没有在找我，万一被抓到，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逃出来了。
一路上，我尽量避开人群，晚上就找些废弃的屋檐下过夜，白天则靠着步行和小镇的短途巴士前行。
这种逃亡般的生活，让我更加渴望自由和平静。
一直到2018年的2月，我回到了柳州的融水。
当我回到孔雀她们苗寨发现，这苗寨里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寨子里的木头房子已经人去楼空。
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站在空荡荡的寨子中央，四周静得只能听见风穿过屋檐缝隙的呼啸声，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孔雀她们家那扇半掩的木门在风中轻轻摇晃，仿佛在诉说着离别与等待的故事。
我推开门，屋内陈设依旧，却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显得格外荒凉。
这时候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决定回桂林补办身份证然后买个手机联系吴杉解她们。
走出寨子，沿着蜿蜒的山路走了差不多1个小时才走到国道上。
在路边等了很久，本想等一辆大巴车，没一会一辆五菱面包车停在了我面前。
一个光头大叔就探出脑袋问我去哪？
我说：“桂林，顺路吗？”
“顺路，怎么不顺路，我送货去衡阳的！”
上了这大叔的面包车后，我在后座看见十多筐百香果。
这玩意是真的太久没吃了，一想到那酸酸甜甜的味道我就忍不住流哈喇子。
大叔似乎看出了我的馋样，从副驾驶座探过头来，笑眯眯地说：“小伙子，看你这样子是馋了吧？来，拿几个解解馋，自家种的，甜得很！”
我连忙摆手，心里虽然万分想要，但此刻的警惕性让我不能轻易接受陌生人的好意。
我说：“谢谢大叔，不用了，我这人不习惯吃人家东西。”
大叔哈哈一笑，也不再强求，只是发动了车子，开始讲述起他的故事来。
他说他是这附近村子的，家里种了些百香果，这次是去衡阳给儿子开的水果店送货。
聊着聊着，大叔的话多了起来，我也渐渐放松了警惕，毕竟在这荒凉的山路上，有个伴说话也挺好。
正当我准备打个盹时，车子突然一个急刹车，差点把我甩出去。
我紧张地问：“大叔，怎么了？”
大叔神色凝重，指着前方说：“你看，那边好像有情况。”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前方不远处，几个身影在路边徘徊，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我心里一紧，不会真的是秦皇岛那帮人追上来了吧？
大叔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低声说：“小伙子，你先在车里别动，我下去看看。”
说完，大叔下了车，小心翼翼地走向那几个人。
我站在车内，透过车窗紧张地观察着外面的动静。
只见大叔和那几个人交谈了几句，然后指了指我的方向，那些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恶意，反而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
大叔回到车上，松了口气说：“没事了，是几个迷路的游客，找不着方向了，咱们继续赶路吧。”
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我的心依旧难以平复。
这一路走来，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和危险。
我暗暗下定决心，等到了桂林，一定要尽快补办身份证，联系上吴杉解她们，结束这种逃亡的生活。
4个小时后，面包车终于驶入了桂林市区。
回到这个熟悉的城市，我突然不知道该去哪。
想到要补办身份证，于是我就回了家。
当年我妈刚好在家，她见到我就问：“这段时间你去哪了？怎么瘦了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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