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二字，出自《庄子·秋水》。
在《韩诗外传》中有：“譬如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窥者大，所见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
汇丰，就是这么一家，通过一角，可窥探整个时代的管锥。
汇丰成立的背景，是英国侵华，鸦片贸易。
这样的开局，极好却又极差。
极好，是因为那个时代风雨飘摇，有着太多的机会可以抓住。
极差，是因为汇丰成立于1864年，比怡和洋行晚了30多年。
而且它的成立是在三大洋行之一宝顺洋行的鼎力支持下才成立起来的。
而宝顺又和老大怡和是死对头。
不久之后，宝顺破产，汇丰才成立没几年，自然遭到怡和的处处针对。
也就在这个时刻，汇丰在这个时代里，找到了第一个机会。
给清政府贷款。
当时清政府为巩固台海防卫发行国债，即“福建兵防借款”，汇丰银行接单。
这是汇丰银行向清政府借出的第一笔贷款，借此打开了中国内陆市场。
随后左宗棠抬棺西征，收复边疆。
但是那个时代清政府没钱，左宗棠自然就没军费。
经慈禧同意，向外资银行借款。
这个外资银行，就是汇丰。
当时汇丰银行的实力自然比不上其他英资，但是却搞定了左宗棠的“财政部长”胡雪岩。
西征六次借款，后三次，钱都是从汇丰处借来的。
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26笔外债，总额4136万两白银。
其中，汇丰银行借款17笔，金额2897万两白银，占比70%。
利用利息差额，汇丰银行捞足了“油水”，清政府却不得不以国家税收为担保，每年偿还巨额外债本息。
而有了清朝这个大金主，利用清朝的权势和金银，汇丰在中国也终于有了几分大佬派头。
到了民国，汇丰的影子，如同跗骨之蛆并未削减半分。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袁世凯借口办理善后改革，向国际银行长期贷款。
其中，汇丰银行开出“善后大借款”，要求以中国盐税为担保，所有盐税收入必须储存在汇丰等五家外国银行。
至此，中国关税和盐税。
两大主要中央税收的存管权都被汇丰攫取。
这些都是写在历史书上的，只是历史书上从未出现过“汇丰”二字。
直至1949年。
汇丰全面撤退，总部从尚海转移到了港岛。
此时，四大洋行怡和洋行、和记黄埔、太古洋行和会德丰，早就将港岛的地皮资源瓜分殆尽。
在港岛，银行业务又有渣打这个强力对手。
这一切也都宣告着，汇丰得从头再来。
直到1965年，汇丰又找到了一个机会。
当时，港岛爆发股灾，明德银号价值700万港元的支票遭拒付，引发港岛银行挤兑危机。
一众华商银行都受到波及。
恒升银行更是如此，多次发生挤兑事件，一天之内，失去银行存款总额的1/6。为挽回局势，恒升向汇丰求助。
最后，汇丰收购恒升51%股份，从而奠定其在港岛银行业务的龙头地位。
而到了七八十年代，英资谋划全球布局，资金从港岛流出。
华商随之崛起。
如同选中胡雪岩一样，汇丰在港岛挑选了两个关键人物。
一个是主动迎合，老谋深算的鲍玉港。
另一个是更年轻更锐利，为了财富不择手段的李家城。
现如今，他们瞄准了第三人。
也就是——邵维鼎。
汇丰的辉煌，后来者居上，可以说每每都踩在了时代的脉搏之上。
历史书上或许没有汇丰的名字，但是这段百年历史当中，却处处都有汇丰的影子。
代价？
没有代价。
他们要的就是，立足于港岛，在东西方之间“左右逢源”。
“没有代价？”
听到沈弼的回答，邵维鼎反倒是陷入了沉默。
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往往没有代价才是最大的代价。
沈弼见邵维鼎不发一言，淡定道：“非但没有任何代价，我们汇丰还会给你一个‘无限额贷款’的资格。”
“不管是斯沃琪的扩张，还是屈臣氏吞并太古洋行的野心，我们汇丰都会站在你的背后，为你提供足够的金钱。”
邵维鼎借的越多，他们赚的也就越多。
这就是一种投资，因为他们确信投出去的钱，邵维鼎都能帮他们赚回来。
而最重要的是，邵维鼎与内地的联系。
内地对于邵维鼎这个人的看重。
他们投资邵维鼎，也是一种另类的表态。
而且，从现在看来。
邵维鼎这个人的潜力，甚至比李家城和鲍玉港两个人加在一起还要大。
原因无他。
邵维鼎太年轻了。
有太多的时间，足够他去挥霍，去试错，去成长。
更何况，从邵维鼎回到港岛到现在，每一件事他都做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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