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文官相当好做，可以骂皇帝可以和宰相吵架，如果足够牛逼还可以威胁太后什么的，譬如范仲淹韩琦都干过这类事。韩琦的脑壳尤其铁，干的最多。
如果足够穷，贪污也不是什么罪。譬如名臣藤子京就闹了个很大的经济问题。
他任庆州知州兼环庆路安抚使时候，有御史弹劾他利用职务之便，公款吃喝十六万贯。对此藤子京没否认，且中央派人来查账前，老藤把花费名册烧了。这是因为他不想闹成大丑闻，牵连出另外一群参与吃喝的贵人。
藤子京时期的十六万贯，算购买力等于后世的两亿不到吧。一个战区边境省委常委级建制的机构、公款消费了个一两亿它当然是个问题，在大宋却到不了什么地方。最主要是因为他装逼把账目烧了、对抗调查。
所以大宋怎么处理他的呢？贬官为“凤翔府知府”，降了半级，就是大宋给出的处理结果。
大宋文官免死又牛逼就体现在这些地方。
但唯有一条高压线是：不能有冤假错案。否则不是贬官那么简单，那会变成和狄青一样的刺青脸。
尤其许多年后王安石还定下了更加严格的规矩：法官判的案件终身负责制，没有追诉时效限制。也就是说假如有问题被翻了出来，哪怕法官已经退休变老头，也揪出来进行清算。
大宋的宽松也同时体现在民的身上。
在北宋民告官的成功率历史最高，没有之一。譬如以机智猥琐着称的大奸臣蔡京做户部尚书时候被一个农民告了，吓得老蔡投降输一半，赔钱让对方撤诉。
当然了，当时那样的环境受王安石的影响还深，吏治相对有效。蔡京当时涉及的问题也不大，犯不上为了小事引出更大的问题。
这些总结起来就是大宋的政治特点。
任何事物有利就一定有弊。
大宋司法上的严谨和郑重，有点类似于后世那套“宁可错放一千也不错判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很好。但它也实际成为了官员节制地痞混混的枷锁。
所以自由的大宋地痞强盗土匪也是历史上最多，基本只有后世的美利坚可以一拼。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诉棍政治，让法官不敢轻易纠察问题人物。这是曾经马金偲等人大行其道，现在司马小花无人敢说的缘故。
这也是美利坚法制完善、然而到处是吸毒黑鬼拿着枪突突突的缘故。既然法制了，既然自由了，黑鬼口袋里藏着枪自由的站在街上，明知道他是抢劫犯兼毒贩，拿他咋整呢？调查他或者限制他、需要十几个司法手续审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黑人官僚参与的政治层面博弈，那么谁去拉仇恨？反过来，黑鬼掏出枪来把路人干掉只需一个念头就行。
这种事在大宋不叫诉棍政治，叫保守政治，分为温和极端两种。
王雱是相信司马光人品的。司马小花的事若真有证据，司马光不会姑息他。可惜的就在于司马光是个极端保守派，他宁愿把这些人放纵到影响整个舒州民生的程度，但没有“司法把握”的时候，司马光不会去干涉。
于是，这就成为了舒州地界上，大圣人和大魔王的第一波理念冲突。一山两虎的形势。
当时王小丫说“咱爹最恨这些流氓”。然并卵，有司马光们用大宋律为流氓“守门”，很显然王安石也不能去做点什么。否则在政治上会被打击，范仲淹前车之鉴！
于法制建设方面，司马光们当然有非常多的正面意义，然而负面影响就是：大家不在相信“警察”有用，老油条们也知道怎么对付司法系统了。
于是就会催生走剑走偏锋的诉棍来。
物种的出现一定是环境促使诞生的。正因为王雱都拿司马小花没办法，王安石的身份都“报警无用”。那么大家会一起随波逐流，纷纷把自身变为能适应这种环境的物种，就此钻空子，碰瓷，无图无真相，玩文字游戏、各种不做不错越做越错的风气出现了。这就是土壤导致的民风转变。
早前舒州的风气应该可以把范仲淹气的诈尸。老范治下没有这些的，不说夜不闭户吧，但一个居委会大妈就分分钟可以教司马金偲们做人是真的。
大妈都可以牛逼起来，那可不得了。于是与皇帝共天下的权贵就羡慕嫉妒恨了。所以这就是文彦博对皇帝说“和您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不是百姓”的逻辑所在。文彦博这么说了么，当然就会有一群官员去责问“文人媒体”：你好好的说，你到底为士大夫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
汗，所以这就是权贵基本都怕范仲淹的缘故，老范他脑壳又不够铁，于是这其实就是庆历新政失败的根由：庆历新政没为士大夫说话。
尽管是庆历老臣之一，但能说出那样的话来，所以文彦博应该就是“庆历党”的猪队友。
额扯远了。
YY完毕，小屁孩在现场把怀里的瓷瓶掏出来看看，嘿嘿笑道：“喂这些人吃药才是王道，药不能停，否则……药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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