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平也不纠结韩琦富弼他们的事了，又拿起一份文报看了一下。
这是陕西都转运使李参的文报。
要论数据，此番李参的最好。但这个家伙的事略敏感，他用青苗钱贷出去后，抢了非常大一群人的利益，替皇帝拉了非常多的仇恨，才换来的增长。
当时在舒州和王安石王雱聊过后，老张就定论出了“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不宜扩大宣传”的基调，于是作为大宋喉舌之一、现在张方平没把陕西的事拿出来说，轻描淡写的两句话带过，评价为“还行”。
老张说还行，赵祯现在兴趣也不大，那当然就“还行”了。
“？”陈执中也不知道李参知道情况后、会不会在陕西大骂“奸臣误国一手遮天”，会也无所谓，张方平历来喜欢维稳，会去陕西教李参做人的。陈执中是老好人，不想拉任何一方的仇恨，于是什么也没说。
最后，张方平拿起舒州的文报，笑道：“积极正面的东西还是有的，譬如此番的最显耀明星便是舒州，他们财税增长达两成之多。”
两次！
这么厉害！
赵祯和陈执中都一起楞了，也纷纷来了兴趣。
随即，赵祯一拍脑袋想起来道：“让朕猜一下，是因为朕的那个神童，搞出来的养殖业带来的？”
张方平道：“那有一定缘故，但是客观的说，鸡从出生到产蛋，有一个完整周期需要走，而现在他们养殖业铺开不到一年时间，所以增长并非来自农牧，而是商税。”
这不奇怪，北宋时期是颠覆的开始了，大宋首次商税超越了其他各税的总和，成为财政来源最大比重。那么商税大幅增长了，自然就会数据最好看，比什么业务增加都显着。这个道理赵祯知道，于是关心的问道：“因何而增加？”
这涉及了那个小屁孩整顿街市秩序，收取保护费的事，提出来的话略有些敏感，于是张方平放水了，不想往这方面说，便只笼统的道：“来源于舒州对吏治的整顿，吏治清廉了，民间活力和秩序自然大增，就臣在舒州调查研究的结果，舒州是另一番景象，地痞流氓混混基本转行，投入生产去了，他们有了钱后不但不骚扰街市，还在街市花钱购买物资，物资需求一大，秩序一好，于是整个淮西路贩夫走卒都愿意朝舒州聚集，便形成了自发‘大市场’，市场越大越集中，就越方便官府监控和定税，再加之官吏队伍相对廉政，损耗较少，于是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对此赵祯喜忧参半。喜是喜在，这才是最有效的路子，见效最快的，舒州真的做到了。但忧就忧在，说白了这是范仲淹他们庆历新政的变种。当时的庆历新政反弹有多大，赵祯心有余悸。
事实上虽然范仲淹的路子对，但要执行，便要和整个天下扭着干，这不是个小问题。到了这个年纪，对于已经过了争雄心态阶段的赵祯来说，维稳策略、远比激进策略更容易接纳。
于是赵祯不出声。
张方平当然理解皇帝的意思，这就是赵祯在大朝见前，主动来了解数据的缘故。那当然要先过滤一下，提前定论出那些适合拿出来宣传，那些适合默认，那些又适合否定。因为喜欢维稳的皇帝始终就觉得，有些东西只能做而不能拿出来说。
譬如王安石和陈署打架，张方平和包拯打架。做了就做了，但是真不能拿出来讨论。
皇帝感慨啊，这些家伙就没有一个省心的，全都是做出了成绩有功的，又全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老猥琐，个个也都近乎于领袖，不方便把这些家伙放出来声势浩大的干。
这些牛鬼蛇神还戾气一个比一个重，执行力一个比一牛，相互不服对方。也不知道妥协和商量，一但得势就是干干干。这导致赵祯怕这些人了，不敢随便把任何一个放出来拉仇恨。
这么想着，赵祯哼了一声道：“说起舒州，朕认为是王安石的功劳。王安石那家伙也不让人省心，但现在看来，一群不省心的人中，他只是殴打了陈署有失官统，算是最好的了。”
陈执中一阵郁闷，自己的宝贝女婿是司马光的人，然而皇帝现在肯定王安石，非常尴尬啊。
赵祯还接着道：“在庞籍事件中，司马光的作为没错，但已经让朕很不满意，他于律法无措，却于道德有亏欠。还不止如此，其后舒州街市有传言，司马光心胸狭窄，过分处理辱骂他的平民，当时王雱身在现场一个劲劝说‘不知不罪，既然害怕别人不敬，朝廷给了你肃静避让的牌子就应该举起来’。朕觉得那小孩说的没错嘛，然而司马光愣是偏执，抽了说错话的人十鞭，就此民间传的沸沸扬扬，都传到京城来了，又通过皇城司的情报收集，进了朕的耳朵。”
陈执中急忙道：“官家息怒，司马光确有不妥，但这毕竟不是多大事。”
赵祯道：“事情当然不大，但影响不好。他司马光这已经近似‘冤案’。他抽的不是鞭刑，是我赵家天下的公信力，是朕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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