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长安朝廷雨点一般颁下多道旨意。
首先，期以三月中旬，大驾还洛。
其次，升长安为西京，任裴该为留守，并加大司马衔——反正前任王浚都已经凉透了——仍领大都督、录尚书事，于长安寻机进讨上邽司马保。这等于是在关中设置了行台。
所谓“行台”，就是“行尚书台（省）”的简称——“行”有流动、临时之意。自魏晋以来，朝廷重臣出师或者出镇，国家大事若不能由中央独断，而必须汇报给在外的重臣知道，则往往加行台之号，等于多设置了一个临时政府。因为主要政务都出自尚书台（省），因而后来逐渐成为通例，凡尚书省主官在外者，则必建行台。
好比说当日东海王司马越官至太傅、录尚书事，则其离洛阳而出镇于项，即设行台——不设也不行，司马越几乎把朝中重臣一多半儿都带走了，则洛阳政府还怎么管事儿啊？
此后洛阳城破，晋怀帝被掳，于是荀藩在河阴设行台、苟曦在仓垣设行台、王浚在蓟县设行台，都算是临时政府——因为尚无新天子践祚，所以不能够真立朝廷、建尚书省。
如若天子归洛，裴该留镇长安，但仍然保留录尚书事的头衔，则必建行台。不过裴该如今的职位和权力都可与当日司马越相拮抗，他却不肯象司马越似的，把多半儿重臣都绑在身边——实话说就连老丈人荀崧他都不想多见——而让完整的尚书省班子跟随天子前往洛阳。意思很明确，我虽名为录尚书事，实际只管西京留守事，虽名为都督中外军事，实际只领关中兵马。
那我都这么让利了，则对于关中军政，荀组、祖逖你们不好意思置喙了吧，应该由得我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了吧？
升晋裴该的同时，也加司徒梁芬和骠骑将军祖逖平尚书事，拜散骑常侍裴嶷为雍州刺史，拜裴轸为上洛郡守。
关中群臣，多有升赏，河南百僚则多不领朝职，唯进祖约为尚书。则待天子还洛后，中朝重臣自祖逖以下，乃是太尉荀组、司徒梁芬、尚书左仆射荀崧、右仆射华恒，以及尚书梁允、荀邃、组约、邓攸、殷峤、李容，此外还有门下侍中梁浚、宋敞和散骑常侍华辑、严敦。
为天子聘梁浚侄女为后，待归洛后即择吉日大婚。
此外，命右卫将军裴丕率两千军屯扎河南，以为洛阳之护——裴丕麾下，一半儿是旧徐州军老卒，如今多家河南，一半儿为关西新收编的兵马，且特有“凉州大马”二百骑，可以极大增强军队的机动性。
诏命既下，人心大定，众皆踊跃。而且大家伙儿也都瞧明白了，裴公虽然交出了天子，却进位大司马、西京留守，建行台，则其于关中的权势更为稳固；加上朝中重臣，几乎一半儿代表西人利益，一半儿代表东人利益（这一半儿还泰半为裴该旧臣），态势均衡，估计是裴、祖二公讨价还价的成果。
且在裴该进位，并将裴彬、裴暅塞入尚书省，裴轸、裴丕环列都邑，诸裴尽皆显赫的同时，祖约也得任尚书，则祖逖平尚书事，手握天子，其位隐隐超迈太尉荀组与司徒梁芬，坐稳了朝中第二把交椅。此后天下高门，或将无过于裴、祖矣。
此前亦多有识之士，担心雍、司两州就奉驾还洛之事而起龃龉，于国不利，甚至于还有谣言传出来，或道司州军将进逼华阴，以“迎”天子，或道裴公欲塞华阴，且请诏命讨伐祖逖……等到此番诏书一下，人心方定，都庆幸重臣和睦，上下一心，则国家振兴有望。
不过就总体而言，在舆论上，裴该得分要远高于祖逖。此前不少士人怀疑裴该将效司马越、索綝之行，势不能久，就此方才释然，纷纷走出他们的隐居之所，或长安，或洛阳，投谒请仕。
司马邺大驾起行，东归洛阳，在梁芬、荀崧的主持下，祖逖、荀组的迎接下，仪仗辉赫、声势浩大，仿佛是在明告天下臣民，国家日益强盛之势——自也不必冗述。
且说裴该送走了皇帝，转过脸来，便即召见一名远来之人——乃是河东汾阴的豪族薛涛薛大渊。
薛家派人来跟裴该联络，本在情理之中——此前裴该也曾多次遣人密往河东，联络闻喜本族，虽然都被胡人给堵了回来，间中亦与薛氏有所沟通——然而薛涛自己乔妆改扮，秘密西渡，直抵长安，却大大出乎裴该的意料之外。
薛涛申以投效之意，并且说：“我本裴氏婿也，欲请裴氏致书，拜谒裴公，惜乎不得……”随即就把裴硕的担心和理由，大致解说一遍——“屡请而不得书，本不敢行。今闻裴公归天子于洛，独镇关中，天下咸谓为贤相，虽汉之萧、陈无以过。臣仰慕之诚日切，是以贸然来谒……”
实话说若非从裴氏那里始终得不到介绍信，薛涛是绝不会亲自过来的，而既然空着手，若不亲身前来，岂见诚意，怎么可能得到接纳呢？终究他本人都是白身，那若再派个同族过来，有什么资格拜见裴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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