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而立功心切，轻敌冒进，王腾遂被刘夜堂从身后发起猛攻，先是弓弩齐发，继而挺矛直进，胡师大败。刘粲听得前方动静，急忙再遣兵马往援，却已经不赶趟了，刘夜堂在杀败王腾后，也率所部急急南归。他才跑出五里地，便又遭遇了董彪所率第二支断后兵马，得闻胡兵尚远，于是并肩而撤。
裴该这回倒是逃在了全军之先，在部曲护卫下率先进了合阳城，也不休歇，当即布置城守事宜。
旋即陶侃入城，来见裴该，拱手请罪道：“大都督付侃以御胡全任，今日丧败，侃之罪也，恳请责罚。”
裴该虽至军中，但他知道自己的统驭之能远不能与陶士行相比，所以只管登楼观阵，具体指挥仍然毫无保留地委任给了陶侃。只是陶侃该撤了，裴该却要他再守两，也等于是在军事上有所掣肘啦。
但陶士行是个精明人，加之性格温和，向来不愿意得罪上官——在原本历史上，王敦贬其为交州刺史，他二话不便上任去了，就没跟周访似的硬顶——唯恐裴该心情不畅，诿过于己，所以还是我先端正态度去请罪为好啊。
裴该赶紧伸双手揽住陶侃的膀子，：“日间战败，乃力不侔，非陶君指挥无方，何罪之有啊？且陶君早便与我言，军士疲惫，难以再战，且若还垒，丧败必矣。我不听陶君之言，乃至于此，过失在我，陶君幸勿自责。”
其实败退合阳，也不能是裴该的责任——即便陶侃要退，也可不能大白地正当胡军便即撤离啊，本来就需要熬到晚间再。但裴该直接就把责任全都揽上身了，因为他总是觉得，上位者把责任推给下属，是一件很龌龊的事情。我既然全权委托给你了，就应当无条件信任你，即有失误，那首先也是我用人不明之过。再者了，他手下能够独当一面的，唯有陶士行，若是因为一场败仗便生了嫌隙，反倒更划不来。
随即拉着陶侃于榻上并坐，裴该笑笑：“我两日来登楼以观陶君用兵，获益良多，稍稍挫折，不足为伤。”
陶侃很知趣，就附和着问：“正要请问大司马，于侃之用兵，有何教诲啊？”
裴该哪有什么教诲——“陶君当世名将，用兵仿佛孙、吴，然而亦有今日之失，可见云兵无常胜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等等，的是良言。我之获益有两，其一，有良将斯有锐卒，有锐卒斯能战胜，我今不胜，非将不良，实兵卒尚不勇锐之故也……”
裴军自从大荔之战以来，就几乎没碰上过什么强劲的对手，导致军中普遍滋生出了骄横之气，裴该作为主帅，多少也受到点儿影响。他甚至会觉得，我只要粮秣、物资充足，靠着训练出来这几万精兵，足可横挑下——之所以还容你刘聪父子、石勒叔侄肆虐，不是我打不过你，纯属我粮食不足啊。
可是这两日所见，胡军之勇就不在己军之下，即便同等数量对敌，都没有十成胜算，何况兵力不足呢？主要游牧民族往往打就套马、射狼，比起那些才刚放下锄头不久的晋人来，生战斗素质就高，即便屠各和南匈奴上层已经泰半汉化，中下层勇气未褪、凶焰未除，是不能太过轻视的。
从前裴该也隐隐地警惕过，不能把敌人想得太简单，在战术上必须要重视敌人——否则的话，祖逖之才过于陶侃，为什么在原本的历史上长年止步于大河以南，竟不能前进一步哪？
石勒固为当世之杰，但在历史上，他打败刘曜就有相当大的偶然因素；刘曜能够篡窃胡汉，纯因靳准作乱，未必刘聪、刘粲父子就远不如刘曜。那么自己只重视石勒，却轻视平阳刘氏，合适吗？
想想偃师之战，刘粲先遁，自己又有祖逖相助，才能击败刘敷；再想想大荔之战，刘曜所领多为氐、羌，而非屠各、匈奴之精锐。不能因为自己打败过刘敷和刘曜，就不把刘粲放在眼里了。
原本这些隐隐约约的念头，这两日仔细观阵，乃至于败退合阳，才彻底泛上心头，使裴该深自戒惧。
陶侃闻言便道：“铁须锻锤，才能成器，卒须磨炼，始可成军。我军实为下劲旅，唯年来扩军过速，乃至蹉跌——大司马勿太过虑。且即今日之军，较之侃昔在江南所领之部，无异于猛虎之比羔羊也。”
裴该点点头，继续道：“我之所得二，战阵之上，情势瞬息万变，要在指挥、调度得宜。即以日间而论，症右之间一露破绽，胡便趁虚而入，可见陆衍、董彪，不如乔泰远矣……”
其实更重要的是，打仗不是玩游戏，军情丕变之际，不可能给你长考的时间，而即便有时间考量，也未必就能及时调度到位。士兵不是棋子，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包括通讯、士气等——不可能听从指令后就能完全一板一眼地执校所以军事不仅仅是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没点儿赋真的不成。
都强大的组织力能够使整支军队都如臂使肘，如腕使指，但那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实际运行过程中，再有组织的军队，行动都可能有所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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