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课还是按照这年月官学或私学的习惯，只说五经——在裴该的一再要求下，多加了一门史学——分经授课。每日定下课程，午前或午后，由某师于某室说某经，学生不必报名，到时候揣着书籍，提着坐垫，抱着水杯去听讲就是了。坐席有规定，上舍生在前，中舍生在中，下舍生只能坐后排甚至于靠边儿站。
古时授课，往往先生端坐于前，摇头晃脑，只是干讲，裴该特意“发明”了黑板和粉笔——用石灰加水制成，彩笔不易搞，白笔则易制——以授董老先生。不过先生既然是坐着讲课的，转身写板书实在麻烦，所以后来逐渐形成了几种不同的风格：
一种先生干脆立而不坐，于黑板前往来踱步，方便板书，导致学生也必须站着听课——否则就是不敬先生啊；一种先生会预先把自己所要讲的重点写在黑板上，省得到时候再往起站；一种先生会指定某个自己赏识的上舍生，呆在边儿上，帮忙板书；当然也有几位先生仍旧按老规矩，教授竟日，不着一字……
此外，先生当然也会给自己器重的学生上小课；学生若前去求教先生问题，先生多半会看人下菜碟——我不喜欢的学生就不教，你自己听大课，或者找同学问去。
长安学校目前师资力量并不强，但先生数量足够，校长董景道以下，竟达十六名之多，基本上一天排六到八堂课——肯定在时间上会有冲突，好在学生有限，教室不缺。先生五日一休，其它时间，即便没排课也都要到校，等着学生上门好解答疑难——大部分情况下，则只是读书、假寐而已，倒也轻松愉悦。
学生的食宿费全免，由学校统一安排，不过少数贵家子弟，还是习惯每日让家中送饭来，而且隔三岔五便离校别居。此外，裴该还印刷了一批经书——虽说他并不感冒儒学，但基于现状，前两年印刷工坊新开，就先刻的是五经之版，所印行销关中、河南等地，每套价至两千钱——分发给学生，但声明只是租借，离校要还，破损要赔。纸张、笔墨等物，学校也免费提供，但有定额，超出部分自己解决。
所以很多穷学生，日常还是惯用简牍，虽说简牍本身比纸张价贵，终究拿刀削削，还能二遍甚至更多遍重复使用啊。
裴该来到学校大门前，守吏赶紧跪下行礼，然后就要入内通报。裴该摆摆手，说你别打扰学生们听课，也不必让董校长出门来迎，我自己进去就行了。乃将部曲皆留于校外，自己光带着一个裴熊，负手而入。
他在院中一站，侧耳倾听两侧厢房内的声音。左面传出来的声音颇为老成，应该是先生在授课——“既言兄弟，复言友朋，又云丧乱既定之后，兄弟反不如友朋，何也？树之有阴、阳，其果有甘、涩，即便一母同胞，贤与不肖，未必相同。而君子相交，性情投契，反有过于兄弟者也……”
哦，这是《棠棣》，在说诗。
右边传出来的，乃是多人齐声，大概是学生在先生督促下念书：“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
《秋官司寇第五》，这是礼啊。
裴该心说我自穿来此世，就基本上没复习过什么经书，想当年在羯营中搜集散佚文字，精神头也都放在诸子、杂家上了，没想到进了学校，尚能一听就懂，这记忆力还是很不错的……哦，不好贪天功为己有，应该是原本这具躯壳的主人，基础打得足够扎实。
正琢磨着呢，忽见一名仆役扛着扫帚绕墙而来，抬眼见到裴该，不禁大惊，匆忙跪下。裴该急前一步，按住那人的肩膀，说：“勿放高声，免惊诸生。”随即问道：“董校长何在？”
仆役哆哆嗦嗦地回答道：“在后堂……”
哦，老先生在校长室——对于学校的内部环境，裴该自然是清楚的，于是不必引领，便直向后堂而去。还没到，先听到董景道的呵斥声：“汝已入学一月有余，每日唯在舍内抄经，而不肯听讲——这难道算是向学之心么？！”
随即一个年轻的声音响起来：“弟子报名入学，本为聆听先……校长教诲，余皆碌碌，所讲岂能入弟子之耳？但不知校长为何不肯开课哪？”
董老先生一直没有开课授徒，一则因为诸事才上正轨，他杂务冗繁，没太多空闲时间；但更重要的，他打算先听听先生们的课，评定优劣，好分出薪资高下来。实话说裴该塞进学校来的这群先生，多数是各方所荐，不能不用，却又没有什么经世之才，所以学问是有，但多半是死的，没有自己的见解和阐发，董老先生其实并不满意。
学校初建，也就只能这样了，但若让这票庸人全都拿一样的俸禄，他实在不甘心哪——还不如省下钱来，再多招点儿学生，或者提高好学生的待遇。
所以那年轻学生说我之所以不去听课，是等着校长您开课哪，要不是您在，这儿我还不来呢。董老先生对此也无言以对，只好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难道诸先生所讲，都不能入汝之耳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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