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嶷夜访梁芬，指出裴该或许尚有“三畏”，不能就此顺天应人，行特异之事。梁芬便问是哪“三畏”，裴嶷乃道：“其一畏祖公在朝，誓犹在耳，不便背而与之为敌；其二畏车驾虽无德，亦无大过，不宜遽易之；其三畏羯贼未灭，江南或有别封，若致分裂，有失大司马仁厚之名啊……”
梁芬闻言，不禁笑道：“其一、其三，都未免过虑了。我来时祖士稚尚在病中，岂有沉疴良久，而能复愈者乎？即其不死，亦无能为也。至于唯恐分裂……顺天应人，于仁厚之名，何所失啊？即民心不向，亦可徐徐收拢之。且中原若定，江南岂有独存之理？”
说到这里，略作停顿，然后压低声音说：“我来时亦细筹思，以为羯贼不必遽灭也。羯贼若灭，功在社稷，而至望辐辏于洛阳，且所余巴氐，癣疥之患，天下等若一统。而既一统，其谁愿再起兵戈呢？恐怕阻力反将更大。不如先大破羯，但趁其未灭，便成其事，然后即以灭羯之功，尽归大司马所有，使声威一时无两，自然巴氐不为扰，而江南不足惧了。”
裴嶷捻须沉吟道：“梁公之言，确乎嶷所未想，实有振聋发聩之功……实不相瞒，前日捷报至，石虎来犯平阳，为我军所击破，虽仍逡巡不去，预料不日必将溃灭；且待秋后，大司马或将亲历戎行，趁胜直向晋阳。若能收复并州，请问时机至否？”
梁芬点点头：“若能收复全并，其功至伟，即不能，得太原、西河，亦勉强可也。”
裴嶷再问：“然而，其二又如何处置啊？荀氏小狡诡，终不能授柄于我。中朝之事，果然还须梁公为大司马筹谋。”
梁芬莫测高深地笑笑，说：“其实此事么，我在朝中，已预先有所布置。祖士稚久病不起，中军乏帅，倘若能使羯贼不全力复谋并州，而伐厌次，或攻河内、兖州，王师但稍受挫败，便可煽动舆论，鼓摇以易帅。荀氏必因此而谋下手掌控中军，若其罢免祖士稚，则大司马会作何想？由此洛阳、长安，对立之势成，大司马便有望列堂堂之阵，张大义之旗了。文冀以为然否？”
二人商议良久，裴嶷这才欣喜辞去不提。
可是他才刚返回府上，就有小吏迎上前来，说方有急报传至城中，大司马召唤长史前去商议。裴嶷闻言，不禁悚然一惊，心说天都这么黑了，什么事儿要着急商议？难道是平阳方面又出了什么岔子，战事还有反复不成吗？
急忙乘车前往大司马府上，一看陶侃、郭默、杨清，乃至裴诜都已经到了，心里不禁“咯噔”一下——还真是军事上的问题！然而细一打量，众人脸上却无忧色，反倒颇有欣喜之态，随即裴该就说了：“方有急报自平阳传来，云续咸、郭殷叛羯，已将晋阳属我了！”
裴嶷接过裴该递过来的郭殷之密书，一目十行看了，不禁喜出望外：“真是天佑我也！”躬身施礼道：“臣为明公贺！”
其实裴该早就关照过，份属至亲，除非大庭广众之下，否则叔父不必过于拘礼，但裴嶷还是不动声色地逐渐放低了姿态——而就理论上来说，他跟裴该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长史”之职，本来就是大司马幕府的私属，则自称“臣”而敬称“明公”，也是合乎当时官场习惯的。
只是裴该却并不象裴嶷那么高兴，只是轻轻摇头，说：“福兮，祸之所伏啊……”
前线局势突然间翻转，来了这么一出，确实出乎裴该的意料之外，初得奏报，他也是大喜若狂，甚至于“苍天护佑”之类迷信想法，也曾经在脑海里打过几个转。但等心情平静下来之后，细细一想，事出必然有因，就逻辑上而言，这既属偶然事件，却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原本历史上，刘曜的前赵和石勒的后赵相争数年，石勒阵俘刘曜，旋进取长安后，基本上就已经算是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东晋留在淮北的诸将，亦陆续畏惧而南撤。然而由此而到石虎薨逝的二十多年间，外有慕容燕步步紧逼，石赵内部也是连年荒歉，各地叛乱不息，倘若东晋真的上下一心，有志恢复，北伐的机会其实一抓一大把。这是为什么呢？先不提石虎的苛暴，石赵政治制度亦相对原始，是很难真正敉平地方势力，造就清明世道的啊。
就这样，表面上半个中国的统一，还是建立在石勒用张宾之谋，逐渐采用中国法度来构建政治架构的前提下。而如今这一套初行未久，效果尚不显着，尤其在远离其统治中心的并州地区，必然人心不附，如堆积干柴，只要一点火星就能燃起燎原烈焰来。那么再加上关中军的逼迫，和石虎在平阳的战败，倘若内部不出乱子，那才是奇怪的事情呢。
终究并州陷羯的时间还不长，人心即便不思故晋，也都会怀念刘琨啊——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刘越石虽无临阵决断、沙场破敌之才，其亦功不可没，足以与祖逖并传了。
然而这一事件的发生，终究距离自己太过遥远，良机很难把控，正因如此，裴该在反复思忖过后，还是不待明朝，连夜便召几名重臣前来商议。当下他便说了：“未闻续咸有何用兵之才，郭殷亦然，则其虽叛石虎而据晋阳，恐怕不能久守。倘若平阳之军可以趁石虎退去时，踵迹而追，直至晋阳城下，还则罢了；否则的话，怕是续、郭终将丧败，而此信于我并无大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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