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僚派则主要是裴该在关西时即授予实任，负责各方面具体工作的那些官吏，如今多数担任各部首长，或者实权副职。出身稍高一些的，多河东或关中的二流家族子弟，比方说柳卓、柳习、韦鸿、胡焱、辛攀、辛明等，低下者实为寒门出身，甚至出于商贾之家，比方说徐渝、郁翎、周铸、妫昇、蒋通等辈。
裴该想要扶持寒门，以平衡甚至于制压世族，但寒门虽不是阿斗，却也不是几道限田、设学、科举之类的诏令，立刻就能人才辈出，充斥朝堂的，世家子以其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天然便压过寒门一头。但那些自关中追随裴该，直至改朝换代的寒门吏僚，既有从龙之功，于他们头顶是不存在玻璃天花板的，入相封侯并非痴心妄想，因而做事格外卖力。
当然啦，在儒臣派看来，即便是站在第三者角度来公允地评判，这些家伙都未免太急于事功，太急于邀宠了，不利于国家机构的稳定和社会生产于大乱之后的恢复。裴粹在关中，就曾经写信给裴嶷，说：“如汉初名相，萧、曹也，不闻有魏、黄……”
萧何、曹参的施政，秉持黄老之意，无为而治，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魏相、黄霸虽然也是一代名相，但执法过刚、施政过苛，唯有在太平时节、盛世之际，才能显身扬名啊。所以说——“愿文冀为萧、曹，勿为魏、黄也。”
裴嶷对此的回答是：“乱世用重典，国贫谋事功，且待天下大定，方能宽政无为。”你说得有道理，但还不是时候。
所以就目前状况而言，这两个派别尚能协作无间，但随着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更多世家靠拢儒臣派，更多故晋小吏靠拢吏僚派之后，又会将政局导向何方，那就谁都看不清了。
不过裴该对此还是有所警惕的，他防微杜渐的应对之策，就是要逐渐削弱双方的力量，再利用科举制引入更多人才来加以平衡。其实枢密省之设，也同样是平衡儒臣、吏僚的一种手段。
汉初诸吕乱政，之所以失败，为有周勃在也。只要运用得当，则军功贵族不但不会干政擅权，反倒能够成为稳定朝局的一支奇兵。不过旧关中军诸将因枢密省之设，认定了天子重视武人，唯有陶士行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曾经在给儿子陶瞻的信中写道：
“或谓晋乱之时，武夫跋扈，劝天子勿置枢密，可稍稍制约武人。然我以为，天子置枢密，非重武也，实限武也。古来出将而得入相，今我虽以枢使身份列名宰相，于政事堂中却为文臣所环绕，对政事几无置喙处。由此既加军衔，则与文政无涉，武夫势不能再干政也，前汉大司马大将军之任，无可复见。
“是以奉劝吾儿，早卸都督之任，唯取刺史、太守之职。否则如前汉公孙贺之后，武夫安得再有宰相之份啊？”
裴该的这份心思，其实从未对人明言过——即便是皇后荀氏——唯有裴文冀和陶士行等寥寥数人，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窥见一斑。不过他在官吏选拔和任用上，以太学作为从九品制到科举制之间的跳板，这种想法，明晰的人就很多了。
关中曾开科举，但是规模不大，既已改朝换代，他就打算行之于全国，却遭到了儒臣们的一致反对。于是裴该重兴太学，暂时以太学的毕业考试，部分代替旧时的九品制和察举制——太学是只看学问，而不论门第，皆可入学的，而且管食宿，这套规章制度还是董老夫子昔日所创设。
长安新城遥遥无期，裴该估摸着即便天下大定了，也还得隔几年才有望还迁关中去，所以无论文校还是武校，全都自长安迁来洛阳——长安学校仍然保留，作为太学的分校，且将来二都并立，洛阳分校也将继续存在下去。
董景道已经快七十岁了，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裴该特许他在身体允可的情况下，再自关中赴洛——这一等就等到了三月份。当听说董老夫子即将抵达的时候，裴该就打算亲往相迎，却遭到了宰相们的劝阻，说唯大将班师，天子才可郊迎，老校长虽然年高德劭，却还不到劳动天子的地步——
“以宰相出迎，以示朝廷重儒，足矣。”
就是这“以示朝廷重儒”几个字，最终使得裴该打消了亲迎的念头。实话说他对传统儒学并不感冒，仅仅因为这时代还没有其他足以与儒家相拮抗的学术体系，这才不得不表面上装模作样行周礼，用儒政。且董景道之所以得宠，仅仅因为属于郑学，跟晋代主流的王学不对付罢了。
从郑学到王学再到玄学，就学问而言是发展，是进步，但对国家社稷的正面影响，则正好反转过来。所以裴该何所爱于董景道啊？为郑学也；他又何所爱于郑学啊？在理论上方便改造，而在运用上还不至于太过糟糕罢了。
既然如此，则不便亲迎董文博老先生，免得他变成第二个董仲舒，其思想反过来再钳制社会的开放性，甚至于阻挠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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