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大司马、大都督不可能世袭，天子则惯例是父死子继的，那么一旦将来弱势天子践祚，枢密省利用其对军事的全方面管辖权，很有可能跋扈难制。况且在行台时，人莫不希望大都督强势，而到了中朝，情况却正好反过来，无论文武，多望天子唯垂拱而已，对朝政只有影响力而没有直辖权——这本来就是儒家的传统理想。
裴该之所以还没打算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正逢对羯大战，骤然更改制度恐怕引发不必要的混乱——直接嫁接行台制度，便也有这方面的考量——而且更需要军政、军令一体，一切以军事为先；其二是枢密省独相制度，方便天子随时插手。他当然不会把这种倾斜性太严重的制度留给儿子，但自己尚在壮年，又有何惧啊？
然而既然河北战事已毕，就理论上来说，虽然西有巴氐，南有残晋，北有拓跋，但基本上都只能采取守势，国家暂时可以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以待将来大战——这是一个变更制度的好时机。二则既然陶士行有可能交卸枢相之任，而由祖士稚接替，则再让祖逖掌握偌大权柄，就不大合适了。
——裴该倒不是信不过祖逖，但陶、祖二人相比，他终究对于前者的控制力更强一些，与后者虽然名为君臣，其实也还基本停留在盟友的关系上，顶多朝前迈出了一步而已。
故而更制，将兵部也即军政系统，转辖尚书；而且计划中将来天下大定了，将逐渐取消民屯，且压缩军屯，屯部也会缩水成一个司，则枢密省最终唯有枢部和警部两个下辖部门而已。
对此，祖逖既无奢望，且有心理准备，倒也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随即在裴该的主持下，召集尚、枢二省及度部、兵部、枢部、警部主要职官，对军事系统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目的是改编旧祖家军。祖氏诸将陆续被召还都中，先予升赏，然后发去军校进修——当然啦，承诺这只是固有程序，不过为熟悉新的军制和军规罢了，他们还有上阵的机会。各部亦陆续打散，与旧关中军混编，襄国、涿县等地的守护，也就此改换为裴该旧将。
此前的军制，纯出裴该自断，先是引用了一些后世的名词，比方说莫名其妙的“排”——没办法，他头脑中同时存有两世的记忆和知识，偶尔也难免产生冲突和讹误，好在性情基本上继承了穿越之前——后又因应形势层层加叠，多少搞得有些不伦不类。
前在长安，一则行台制度本来就属临时性，二则麾下也没有太多文学之士跳出来挑毛病，还则罢了；既至洛阳登基，大票旧官僚或被投闲置散，无所事事，难免无事生非，或者谋图悻进，寻机进言，于是上起祭祀、下到躬耕，举凡官制、兵制、典章、律法，三天两头有人上奏，请求天子依从古礼。
其实“时移事易，变法宜矣”，这个道理大家伙儿都懂，若还有人以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直接抄商鞅的原话就能给怼回去。但若仅仅是一些细节问题，或者是只涉其名而不及其实呢？朝廷也不便一概驳斥，滴水不进吧。
终究这个时代仍以儒家为尊，而儒从周礼，则不管骨子里如何创新，只要在名称上复古，亦能一定程度上彰显新朝的正统性啊。
于是有人提出，《周礼·地官·小司徒》所载，周代兵制是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的，此议首先得到了祖逖的认可，继而上奏裴该，华朝也就相应更改了军中编制的名号。不管怎么说，古人以五百人为一旅，唯齐国以两千人为一旅，而今增旅为万众，终究听上去不怎么威风啊。
于是定下以五人为伍，五伍为卒，五卒为队，五队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一军在一万八千人左右。
伍任伍长，卒任卒长，队任队长，旅任旅督，师任师督，军任军帅。其中队以上始有属吏，并置司马，其一师五旅、一军五师，则皆分前后中左右。
——什么，纯以周礼，分伍、两、卒、旅、师，且有伍长、两司马、卒长等号？那裴该首先想到的不是先周，而是太平天国……他坚决不肯仿效。
裴该所设想的和平时期的国家军制，应该以职业士官和部分募兵为基干，杂以义务兵为辅助。因此除地方戍卒外，全国总设十四个军，理论上二十万众，实际上常备五万余，要到战时才扩充满编。趁机即将部分关西和兖、豫的老卒记名军册后，释之还乡，以便恢复地方生产。
十四军各有名号，分别为龙骧（以旧厉风营为基干）、虎贲（以旧劫火营为基干）、天策、神策、天武（以旧蓬山营为基干）、神武、羽林（以旧武林营为基干）、长林、卫圣、拱圣，以及骁骑、飞骑和静海、平江。其中除静海军驻东海——空有其名，架子都还没搭起来——平江军驻长江（暂驻巢湖）外，骁骑、飞骑皆以骑兵为主，分屯两京，其余十军，四军在京，六军分戍各方，期以三年一轮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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