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二年秋，胶东半岛连降半月冷雨，即墨县外的落马坡积了半尺深的黄泥，往来商客绝迹，唯余林子里的雾气日头不落就往人骨缝里钻。我叫柳生，本是济南府的账房先生，因东家卷了银钱跑路，只得背着半箱旧书往莱阳投亲，没承想在落马坡崴了脚，天黑前勉强摸到一间挂着“青灯客栈”木牌的破屋。
客栈是土坯墙，房顶漏着光，院里那棵老椿树的枝桠光秃秃的，枝尖却缠着几缕青灰色的丝线，风一吹就簌簌响，像有人在暗处织东西。我刚把淋湿的布衫搭在屋檐下，里屋就飘出个女声，软得像浸了水的棉线：“客官是打尖还是住店？”
掀开门帘的瞬间，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屋里没点灯，只靠窗台上一盏青釉灯照明，灯芯是碧绿色的，照得墙面泛着冷光。灯下坐着个女子，穿件月白衫子，乌黑的头发垂到腰际，手里攥着根银梭，正往织机上引线——那线竟是透明的，在灯影里若隐若现。
“住、住店。”我攥紧了怀里的碎银子，“有干净的房间吗？”
女子抬头看我，眼睛亮得惊人，却没有瞳仁，只有一片白茫茫的光。她指了指东厢房：“那间空着，就是漏风，客官不嫌弃就好。”说话时，她手里的银梭没停，织机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在空荡的屋里格外刺耳。我往织机上瞥了一眼，布面上竟织着个模糊的人影，看身形像是个男人，正往雾里走。
“姑娘这布……织的是落马坡的景致？”我忍不住问。
女子嘴角牵了牵，像是笑，又像是哭：“织的是要走的人。”她低头拢了拢线，“客官早点歇息吧，夜里别出来，外面有东西缠人。”
我哪敢多问，抱着包袱就往东厢房跑。房间里果然漏风，墙角堆着些干稻草，霉味混着土腥味扑面而来。我把门窗抵严实，又点了盏油灯，才敢脱鞋上床。可刚躺下，就听见院里传来“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磨东西。我凑到窗缝往外看，只见那女子站在椿树下，手里拿着把剪刀，正往自己的头发上剪——剪下的头发落到地上，竟变成了一根根透明的线，顺着树根往土里钻。
这一夜我没合眼，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除了织机的“咔嗒”声，还隐约有男人的咳嗽声，从西厢房传来。可早上我问女子，她却说客栈里只有她一个人，西厢房早就塌了，没人住。
第二天下雨，我脚还没好，只能留在客栈里。女子照旧坐在灯下拉线，织机上的人影越来越清晰，能看见他穿件青布衫，背上还背着个包袱。我越看越觉得眼熟，忽然想起三天前在落马坡遇见的那个货郎——当时他跟我搭话，说要去莱阳送批货，还问我知不知道青灯客栈的路。
“姑娘，”我指着布面，“这人是不是个货郎？背个黑布包袱，左边眉毛上有颗痣？”
女子的手顿了顿，银梭“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她抬头看我，眼里的白光晃得我睁不开眼：“客官见过他？”
“三天前在坡上见过，”我咽了口唾沫，“他说要去莱阳，怎么会在姑娘的布上？”
女子没说话，弯腰捡银梭时，我看见她的袖口滑了下来，手腕上有一道深可见骨的疤，疤上还缠着几根透明的线，像是刚缝上的。她重新拿起梭子，织机的声音变得急促：“他走不出落马坡了。”
“为什么？”
“因为他欠我的。”女子的声音冷了下来，“十年前，他在这里借了我五十两银子，说要去做买卖，回来就娶我。可他一去不回，我等了三年，在椿树下上吊了。”她指了指院里的老椿树，树干上果然有一道深色的勒痕，“后来我就守在这里，织那些欠我的人，织完了，他们就会来陪我。”
我吓得腿都软了，扶着桌子才没倒下。原来这女子根本不是人，是个鬼！我想起昨晚的咳嗽声，还有织机上的人影，颤声问：“那、那货郎已经……”
“快了。”女子点点头，布面上的人影已经走到了一片浓雾里，“等我织完他的脚，他就会顺着线找回来，永远留在这里。”她忽然看向我，眼里的白光更亮了，“客官，你是不是也欠了别人的东西？”
我慌忙摇头，想起自己卷了东家的账本——其实不是东家跑路，是我见财起意，拿了账上的二百两银子，才谎称东家卷款。这件事我藏了半年，从没跟人说过，她怎么会知道？
“你别装了。”女子站起身，手里的银梭泛着冷光，“你怀里的账本，封皮上还沾着济南府的印泥。你拿了东家的银子，却让他背了黑锅，是不是？”
我抱着包袱往后退，撞翻了椅子：“你、你别过来！我没欠你的，我不认识你！”
“可你欠了良心。”女子一步步走近，身上的月白衫子渐渐渗出血来，“落马坡的雾，专缠亏心人。你以为你能走到莱阳？早在你踏进客栈的那一刻，你就已经成了我布上的影子。”她指了指织机，布面上果然多了个小小的人影，穿件蓝布衫，正往客栈的方向跑——那分明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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