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些较大势力的夹缝之中，又有许多股作为相应的附庸，自立观望或又是结寨自守一时的中小豪帅、头领，乃至是辗转于道路的流民、贼寇、山匪水盗，竞相而起争乱厮杀成一团。
因此，摆出一副待价而沽姿态静候王京反响的崔致远，却开始奋笔疾书一份即将随南下船团，再转送长安的扎子《论新罗群贼疏》；也是对于那位王上对于新罗关注和用心的一番交代和反馈，同时也是变相的请教和输诚。
毕竟他在淮南镇入幕的经历，就已经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凭持刀剑的武力可以消灭敌人和对手，但未必能够解决问题的根源，或者说是一味凭持武力和盲信刀剑的结果，最后只会招来加倍的反噬而走入无解的死结。
而他所引入的“淮南军”固然是在新罗之地鲜有敌手，但是相对于新罗五京九州的遍地群寇而言，却是已经隐隐发展和扩张到了，地方可以维持和供养一个瓶颈和上限了；
目前仅能勉强维持住以金海京为中心，良州（庆尚南道晋州市）南部和康州（今韩国庆尚南道梁山市）东部之间，约长条形平原地带上数郡二十余县的局面。而间接的影响和威慑周边大致数量的郡县，来确保能够征调得到一定的贡赋和徭役。
因此，想要更进一步改变其中已然积重日久的败坏颓势和盘根错节的局面，一切还要看后续的治理、教化手段和局势演变的对应方略；而这一切又无疑要大力仰仗或者说已经离不开，来自中土已成气候的太平军的扶持和支援。
因此，在这份例行的文疏当中统计和归总了新罗国内的反乱势力分布、构成。根据这些地方豪族的来源各不相同，大体上数来可以分为这样几类，即落乡贵族出身者、军镇势力出身者、海上势力出身者和村主出身者。
落乡贵族的出身源自五小京的设立，本身就是当初为了用来迁走和安置，在王京繁衍过多而难以授官的圣骨和真骨、上头品之家，及其附属的支族、豪民、奴婢，以“别称官名，位视京位”，而就地另开宗庙合称“五庙制”。
这也是自惠恭王金干运被叛臣金志贞随袭杀，而导致王室主干——武烈王统绝嗣之后，上大等金良相、伊飡金敬信、各支小宗争夺王位的内卷化和旷日持久反乱的根源所在；大量被卷入其中的圣骨、真骨之家，也在贬斥、流亡和逃难中进一步的下堕家门，而变成地方上的六品头甚至是四品头之家。
因此，这些落乡贵族虽然也许能保留京位官等，但是再也很难进入中央官界，地位低于留在金城的王京人，只是比一般地方民地位高而已。这些落乡贵族以自己的食邑、禄邑或牧马场为经济基础，以田庄为中心行兼并、蓄奴之事，逐渐成长为雄霸一方的地方势力（豪族豪强豪帅）。
而军镇势力则是源自新罗在边境和沿海重要地方设置的军镇。武烈王5年（658）最早为抵御靺鞨的入侵而在三陟设置北镇，宣德王3年（782）又在平山设置浿江镇。此后为防御海贼，兴德王3年（828）在莞岛设置清海镇，兴德王4年（829）在南阳设置唐城镇，文圣王6年（844）在江华岛设置穴口镇。
当然了，其中最有名且发挥重大影响力的是张保皋的清海镇。也是新罗历史上最大的海商和割据势力，但因仕途以微贱出身与王室联姻不成，又支持金佑徵叛乱而新罗朝廷所派刺客阎长所杀，所部势力星消云散，但是当年的残余旧部却是依靠海贸往来而遗留到了当代。
因此，当代中土的青淄（山东半岛）和东部沿海一带生活着很多新罗人，在楚州（江苏省淮安县）和泗州涟水乡都有新罗坊。这些新罗人中原本有不少人从事海上贸易，曾扬州有新罗人王请因从事与日本的海上贸易而成为巨富。东部沿海一带还有很多新罗人船员、船主、通译、造船工和船舶修理工。
而这些势力遗存至今也大多数聚附在了太平军的治下，而继续维系着与故土的往来，乃至成为此番崔致远经略新罗的诸多义从和辅卒的潜在补充来源。而在新罗本国，除礼成江河口一带外，罗州、灵岩、压海、槥城、康州、蔚山等地，也有因海上贸易而积累大量财富，从而成长为地方豪族的许多存在。
而沿袭到当代新罗旧属军镇后裔的豪强势力，则又有平山朴氏，黄州皇甫氏、平山庾氏、洞州金氏、信川康氏和临近浿西镇的贞州柳氏等等。此外，又有寺院兼军镇多重背景结合的豪强，如禅师顺之“世为边将”，“家业雄豪”，禅师道允、折中的祖上也都是浿江镇军官出身，而依托寺院接受信众投献而成长为豪族。
然后这有衍生出了新罗所独有的寺院僧团势力，他们在政治上虽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依靠历代王室和贵族的供奉和捐赠，士民百姓的献纳与投附，照样在地方轻易建立起来占地广大的寺庙群落来，而动辄坐地千倾附户上万，还拥有保护寺产的武僧和催租收佃、管理附籍的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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