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想起来，”刘富宽的脸色和我一样开始阴沉，他指着一张照片上的人，“这个人是我们老乡王顶云，去年夏天的时候和朋友骑摩托车，被一辆对面行来的大卡车撞翻，两人血肉横飞，当即惨死。”
“你记得我说过进校当天的一场车祸吗？”
“当然记得，你还说一个中年人在车祸中遇难。”
“那个中年人也在开业典礼上，”我指着照片，“莫非他那天知道会发生什么，才害怕得魂不守舍？车祸不是偶然发生的？如果是场有针对性的谋杀,全车只死了他一个人就说得通了，”我越想越害怕。
面对这些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报纸，我们呆呆地站在原处，刺骨的恐惧感笼罩下来，似乎每一张泛黄的报纸都透着血腥和死亡，也似乎这些血腥在拖拽着我们往黑暗深处去，越往深处，越毛骨悚然也越无法逃离。
“怎么办？”我问刘富宽，他和我一样透过百叶窗帘看着阅览室外低沉沉的夜空，尽管远处的灯光照着火车南站时常呼啸而过的火车，但它不能为这夜幕带来丝毫生气与活力，与火车站相隔的堰子岭静卧于夜色之中，像一个灰暗的老人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也不知道，或许我们应该白天来做这事情，”刘富宽回答，风吹楼前的树叶哗哗直响之后，阅览室变得异样沉寂，就连吊灯摇晃出的嘎嘎声都清晰入耳，台灯摇曳中拖出时而鼓胀扭曲时而被拉长的影子。伴随忽明忽暗的灯光，在墙和屋顶交接处，两根电线碰出几簇火花，最后那声炸响使室内的灯熄灭了。另一面操场上的高秆灯光透过百叶窗帘的缝隙，把阅览室模糊不清的桌椅和书架的格子撕裂成条条长碎片，整间阅览室都在随着窗帘叶片的轻轻摇摆而飘浮不定。
“快把报纸整理好放回去，我们就离开吧！”我准备去拉开窗帘，让操场上的灯光完全透进来，刘富宽开始整理洒落一地的报纸。
“啊！”他突然惊觉似的喊道，“为什么报纸洒得满地都是？”
“不会吧，我们都是放在桌上的啊！”我解释道，也许因为我们都在注意窗外、书架、吊灯和透过窗叶片的光，才没有发现报纸被洒得遍地都是的。但这更加剧了心中的恐惧，“我们还是走吧！明天再来理。”
“不行，明天一早杨老师就会来开门，我们没时间，”刘富宽说这话的时候，从阅览室到仓库的门咝呀地轻轻开了一条缝隙。我们立即把目光投射到那门里，瞬间，洒落一地的报纸、被光撕成碎条的桌椅书架、熄灭了的吊灯和呆若木鸡的我们都仿佛被紧紧钉在原处，没有风啸，没有火车驶过的哄鸣，吊灯也不再晃悠，安静得只剩自己的心跳，可是从阅览室隔壁仓库里传来若泣若诉的呜声悲鸣把整个世界打碎后，铺天盖地扔过来，我俩再无所顾忌地夺门而出，径直跑到寝室，打开灯，方才明白了是自己在吓唬自己，相顾着对方哈哈大笑。
“得回去把报纸整理好，”喝了杯热茶缓过神来，刘富宽说。
“挨骂就挨骂吧！反正我不回去，要不等到明早再去，杨老师上班之前整理好是来得及的，”我还是心有余悸。
“那以后阅览室你也不敢一个人值班了？”
“敢吧，只是再不敢留在里面太晚！”
“要知道你这么胆小，我就懒得掺和进来帮你，”他说着，干脆心不在焉地脱了鞋子躺到床上看杂志。
“不是胆小，只是真的太吓人，”我辩解道。
“那就明日一早去吧！”说着他又悠咻地站起来穿鞋子。
“准备去哪儿？”
“到食堂看电影，今晚会放一部我喜欢的神话，看完就去打篮球，或到足球场跑步，才九点钟，懒得呆在寝室呢！”刘富宽就要出门。
我赶紧跟着喊道：“等等，我也去，”其实真怕一个人留在寝室里面。
刚出门就撞见陈永从过道走来，远远地问我们：“你俩晕跑什么？我喊几声都装作没听见。”
陈永和周雨江住在同一个寝室，他比我们沉稳得多，还记得刚进校报名的那天在教务大厅相遇，他嘴上面还搭着长而浓的一字胡，后来又时常夹着烟卷不苟言笑地坐在床沿思考，那缕青烟就随着他深邃的目光飘散开去，或者撑着那比我们都高的个子站在寝室的窗前眺望，要不是报名时和他认识，我也会像好多同学那样，以为他是送孩子来学校的家长，但其实他是唯一没有让家人陪着进校的同学，军训那天他不得已把胡须剃了，那一直淡淡的笑才从脸上显露出来，眼神也不再那么深邃，后面每每在阅览室和他相遇，都要聊上很长时间，相互推荐彼此喜欢的书籍。又一起常去堰子岭、二戈寨街、林科院等地方看书散步。
“没什么啊！”我回答，暗示刘富宽要保密。
“说出来只怕会吓死你吧！”刘富宽不以为然的样子。
“不妨说说，”陈永走近了。
“你要保守秘密吗？”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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