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都督，你就以那两艘被俘获的两条广东战船为靶，给朕演示一下。”老朱迅速下达旨意。
只听柳升答道：“遵命。”
“‘广宁号’，右舷一、二、三号炮准备。目标右前方三十度，射程一千米，三发齐射。预备……放！”
“‘广宁号’，右舷七、八、九号炮准备。目标右后方三十度，射程一千二百米，三发齐射。预备……放！”
两阵齐射过去，两条靶船顷刻间樯橹灰飞烟灭！
见识了辽东军舰厉害后，老朱龙颜大悦：“柳升操练水师甚为得力，此次进京平叛有功，就封安远伯吧。”
谁也没料到，老朱在对辽东诸将进行批发爵位的时候，又单独对柳升进行了零售。
秋操之后，辽王如约让柳升将“金州号”和“盖州号”这两艘六百吨级的中型军舰先行移交给浙江都司指挥使徐司马。
徐司马自然是欣喜若狂，对辽王千恩万谢，嫉妒得正在筹建山东备倭军的徐允恭两眼发直！
当然辽王也不是白送。
他对徐司马说道：“义兄，此次征战西域，辽东军损失极大。辽东地广人稀，兵员不好补充，还请帮忙从浙江招募义乌和处州农户各三千户到辽东，定有重谢。”
徐司马豪爽地答道：“谢什么谢？陛下要先行裁撤几个卫所，大量兵员不好安置，把他们送到辽东，刚好帮了浙江一个大忙。”
辽王之所以盯上了义乌兵，主要是因为后来的戚家军主要就是由义乌兵组成。
戚家军东平倭寇，北击蒙古、女真，斩首累计十万人以上，其主要兵员就是来自于浙江义乌的山民，其次是处州的农户。
早在洪武年间，义乌山民田地少，产出低，不得不以采矿补贴家用。为了维护本地有限的生存资源，他们就像当年春秋时期的秦国人为了争夺水源一样，经常进行以命相搏的乡村械斗。义乌山民的彪悍民风早在明朝初年已经闻名于浙江。
义乌兵在明朝中后期闻名天下，表面上是缘于一场机缘巧合的误会。
当时抗倭大将戚继光偶然路过义乌一矿厂时，发现义乌与周边百姓因采矿械斗，当地人以宗族为纽带，不惜父死子继，兄死弟继，也要血战到底。个个悍不畏死！
戚继光觉得如果将义乌矿工的狠劲发扬于战场，绝对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虎狼之势。用后世的话说，这叫战斗精神。
其实戚继光当时也搞错了，当时义乌矿工并不多，即使在矿厂上干活的也是打零工的山民，用后世的话来说就是农民工。戚家军最后在义乌大规模招募的还是义乌山民。
无论是矿工还是山民，那种源于生存压力的战斗精神，一直传承到大明朝丢掉辽东前的沈阳之战。
如果不是戚家军兵力不足，如果不是蒙古内奸和后金八旗兵里应外合，努尔哈赤根本不可能攻占沈阳城。
至于处州也就是后世的丽水，同样因为身处山区，士民负穷拼搏。正如历史上幽州出突骑，丹阳出精兵一样，都是因为“边鄙之人，多负壮勇，识外帮之情伪，知山川之形胜”，一直是明军的优质兵源地。
只是因为明军年年从处州征兵，当地人不厌其烦。到了明朝中后期，处州兵都打成了兵油子，打得赢就往死里打，打不赢就早作打算，及时开溜，声誉有所下降。
所以当时戚继光对处州兵的评价没有义乌高。
其实只要用好了，处州农民也是不错的兵员，与北方苦寒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蒙古、女真兵和林中百姓差距并不大。
辽王还看到一点，辽东军此次征战西域过程中发生的罕东叛变也暴露了辽东军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兵员过分依赖胡人，汉兵比例太少，容易导致失去对部队的控制。如果当时不是鲍超在关键时刻顶住了诱惑，庭州真可能被罕东和瓦刺联合偷袭成功了。
草原民族多是畏威不畏德，一旦战局不利，很容易溃逃甚至叛变。唐朝安史之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番兵比例太高。
明朝末年丢失沈阳城，也是因为明军中的蒙古兵员已经从最初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五分之四以上，城内的蒙古兵一叛变，明军主将只能仰天长叹，引颈就戮。
所以，辽王开始着手有重点地引进内地的优质兵员，尽量保证番汉兵员之间的合理比例。这个最佳比例到底是一比一、二比一，还是一比二，还要在实践中具体摸索。
因为辽王身边人手越来越少，这到浙江接兵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小郭钥身上。
郭钥终于得以独当一面，带了二十来个警卫和一堆宝钞，高高兴兴地跟着徐司马到浙江接收兵员去了。
但是，辽王这次未经请示，擅自招兵买马，又为他惹了一身骚。这是后话。
随着辽王主持秋操，在京城独领风骚，皇帝又对他恩宠无双，越来越多的人想到辽东辽王帐下建功立业，其中包括一些富家子弟。
郭家和辽王结亲后，家族命运已经和辽王府紧紧绑在了一起。后来沈家商船回辽东时，不仅带走了驸马爷郭镇一家三口，还带走了郭英另一个刚刚十六岁的儿子郭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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