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吉英回到家一看，张建斌不在家，孩子自己在床上睡觉，屋里的东西乱扔一地，东屋的粮食缸都被打破了。一时间她手足无措，心头被恐惧笼罩着，只有一个想法：出事了。
她忙到厨房，关了门，把水缸里的水都舀出来，把水缸移开，扒开有两公分厚压实的土，下面是一块和水缸一样的圆形石板，搬开石板，下面是一个缩口的大瓷缸，她低头拿开瓷缸里面盖着的布，苏阳藏在这里的钱都还在。她松了一口气，又把布盖好，把石板盖好，给上面铺了土，压实了，再把水缸放好，把水倒进水缸。她又检查了几遍，看不出什么问题，才又到屋里，坐在孩子身边想着问题。
张建斌要守联络点，要看孩子，要给人剃头，要外出应该等孙吉英回来，突然不在家很不正常，看屋里被翻得乱的样子也不像进了小偷。可直观的判断应该是出事了，哪里出事了，孙吉英不知道，也想象不到。张建斌很可能是被抓了，该怎么办？本来按组织要求，她应该发出警示，就是把“剃头铺”的牌子摘了。可情况不明，很可能还有特务在监视，怕引起敌人注意，反而暴露了，所以，她没敢有任何动作。
孩子醒了大哭不止，说：坏人把爸爸抓走了。她坐着抱着孩子，一晚上没有睡觉。
她们最早隶属于军区社会部，后来又和市委建立了联系，一般都是通信员以剃头的名义，来送情报，她们也是通过通信员，及时把要传递的情报传出去。通信员经常换人，又没有固定的时间，所以，只能等上级来联系。后来来了小首长，小首长一般不管他们的事，只是住在这里，但她心里也是又亲又暖，有自己的同志在一起，真是比亲人还亲。再后来就是到太白楼做账房，一天忙的团团转，少了许多心事，知道李梅和田苗苗是自己的同志，但她们是干什么的，什么职务，她都不知道，除了工作上的事，没有和李梅她们聊过组织的事。
第二天天一亮，孙吉英就背着女儿来到太白楼，在李梅的办公室门口的连椅上坐着等李梅。
李梅来饭店一进大门就远远的看到孙吉英，心里就“咯噔！”一下，预感到出什么事了，于是紧走几步，到跟前和孙吉英只是眼神交流了，没说话，开了办公室的门，说：“进来说吧。”
孙吉英抱着孩子进了办公室，孩子四岁多了，不宜听她们谈话。李梅说：“苗苗，带小朋友出去玩。”
田苗苗哄着给小女孩去买糖吃，抱着小女孩出去了。
李梅关了门，还没转过身来，孙吉英就说：“孙建斌不见了。”
苏阳给李梅说过孙建斌的情况。李梅问：“什么时候的事？”
孙吉英说：“昨儿后晌。”
李梅问：“怎么个不见了？”
孙吉英说：“我们孩子说她爸爸被坏人抓走了，家里被翻得乱的不成样子。”
李梅问：“家里有什么东西？”
孙吉英说：“就小首长放下些钱，我藏得牢靠，他们没翻着，其它没什么要紧的东西。”
李梅又问：“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被抓？”
孙吉英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他前段时间跟小首长出去了一个多月，我来太白楼上班后，小首长就让他回来了，现在一天就在家守着，这都十多天了，很少外出，不应该出事。”
李梅思索着。孙吉英她们的关系单纯，活动又少，不应该出问题，如果是她们出问题，孙吉英恐怕就没机会到这里来了。
不是她们的问题，那问题就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她们的上线出了问题，连累到她们，甚至是出了叛徒，出卖了他们。可如果是这样，孙吉英既是不被抓，也应该被控制，不可能还是现在的自由身，想这一方面有点牵强。
再一个就是因为对她的怀疑，而怀疑孙吉英，企图从张建斌身上找突破口。虽然这一点从逻辑关系上看起来有点远，但敌人可能想的更远，是很有可能的。
由于饭店的关系和她爸爸的缘故，松本俊不敢随意抓她，但不等于不调查她。这次苏阳的动静又这么大，迫使鬼子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是这样，也就是说松本俊并没有张建斌的直接线索，只是因为怀疑她而怀疑，张建斌的问题就不大，就看张建斌的随机应变能力了。如果经不住敌人诱惑，或者敌人一吓唬就害怕，抽几鞭子就怂包软蛋了，那麻烦就大了。
她没和张建斌打过交道，甚至没见过面，不了解张建斌，可就是很了解，人的善变随时都会让人颠覆三观。也难怪她这么想，组织上出现这种情况都必许立即采取措施，预防损失扩大，必须断尾求生。可她这种情况，刚刚建立的运输通道不可能舍弃的，她绝不能撤离。她不撤离，孙吉英就不能撤离。这样，她们的命运就寄托在张建斌身上了，张建斌一旦叛变，她们就全暴露了。反过来说，张建斌本来没事，她们若撤离，张建斌立刻就暴露了，张建斌的命运也和他们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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