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的理由早已想好，但今日听了司城皇要谷米的理由，便又多出一条。
“我自幼随异人学稼穑之事，自认有些手段。所以可以包一地之税，而让民用也足。此手段大有裨益，若司城与君上能答应先生的行义之道，我便推行全国；若司城与君上不能答应，我便只好包其一地，不减赋税而足民用。”
他稍微解释了一下包税的意思，司城皇便明白过来。
此时没有这样的事，但有差不多的事，比如一些大的商人会承包铜矿锡矿，每年上缴十分之三五的利。
但是征税权和土地这样的事，还真没有过。
贵族的封地与之不同，贵族封地的赋税是交给贵族自己的，而不是上缴的。哪怕后世赵之平原君这样的人物，在赵国改革后税吏去他的封地收税他都不同意，可想而知现在的贵族封地是一种什么状况。
这不是要封地，而是要免费做个税吏。
若换了别人，司城皇定然要考虑许多，但这件事竟然是墨子提出的，以墨子几十年行义的名声，司城皇根本不疑有他。
在司城皇看来，如果真有人说：墨翟你自杀吧，你自杀了天下就太平了……若是他能提供足够的证据，墨翟和一众弟子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抹脖子。
这是墨子行义五十年的信誉，无人可以撼动。
适的理由也的确很充分，既然这些谷米是他带来的，那么他或许真有增产的稼穑之法。
至于适说的行义什么的事，司城皇显然也明白是什么意思，无非就是说：这办法推行全国，但是税赋不增，否则就不会这么做。
在司城皇看来，这些人无非是要征税权、土地分配权而非所有权、田正管理权和帮助他行使收租税的权力。
而军权、土地所有权这些人根本没有兴趣，只是想要在保持税赋不变的前提下提升民之富庶。
墨者的信誉是绝对信得过的，而这种事在司城皇看来只有好处绝无坏处：土地所有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己随时可以收回，到时候那些增产后的土地岂不还是自己的？
宋国与变法后的秦国截然不同，根本没有足够的基层官吏，乡村自治程度很高，收税本身就是一件难事。
听适解释了一番后，他面露喜色，说道：“墨翟先生的弟子之才，我是相信的。既是这样，有何不可？只是……要在哪里呢？”
适躬身道：“沛。沛乃小邑，东靠虎狼之越，又近费、薛，此地荒芜，逃亡众多。我听司城说三晋势大，心想这三晋若强，未必不如楚贪，将来若有一日三晋南下，宋人也可迁徙沛与彭城，以为抵抗。”
“司城可清点沛地之赋，定出数额，我墨者便包十年，每年足额供给。十年后若此法达成，也可再议赋税之额。”
这听起来其实就是后世县令做的事，郡县制的出现还早，楚国的县乃是半世袭的自治加封地军事县，和适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种事放在后世就是个县令的寻常工作，但在此时的宋国这算是石破天惊。
没有贵族会做这种事，国君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收拾贵族，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官吏去这样管理。
司城皇还不是国君，而且行为向来与墨子不合，他招揽不到墨者。
这年月，有能力的都不会想着去做县令，而是会想着去做有封地的贵族。在司城皇看来，也只有墨者这样的傻子才会做这样的事。
司城皇明白，有百利而无一害。
沛不过小邑，又要防止越人袭扰，又要收拢逃亡之民，本就难以管理。若是这群墨者能管好那里，那就再好不过，若是将来经营得好，正好可以作为自己的封地。
况且，司城皇的野心是五代之内夺宋，学那田赵韩魏，宋国若能得治、而且是以他的名义管辖下得治，对他而言也是好事。
唯一美中不足的，便是他的封地多在陶邑，要是有这么一群墨者帮着管理，那就简直是天降之福了。
却不想这群墨者选择了沛地……
墨者中人才颇多，若是能够帮助管理自己的封地，十年后即弃，那自己的封地又会是什么模样？
那沛地终究不是宋国中心，又处在四战之地，如今越楚强盛，实在不是什么好地方。
司城皇心中已允，可还是有一事不解，便问对面的墨子道：“先生不做大夫，不受封地，如今这事又与封地何异呢？”
墨子郑重而又慎重地回道：“若做大夫、若受封地，乃为君臣。君不行义，我必劝；劝而无用，我必辞。”
“如今这事，我墨者忠于的是心中大义，履行的也不过是定下来的契约，维护的也只是自己的承诺。又怎么能和君臣一样呢？我墨子如今是君上之臣吗？是你司城之属吗？非也，我墨家如今只是这契约之臣属，只是大义之吏隶。我自行义，我若行义我便不需劝我。”
“墨者之利，为义；司城君上之利，为税。这正是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只是我墨家所取之需，非金非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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