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鬼子诚意满满，咱们也不能拒绝人的面子，我们当场拍板达成协议，双方停火，以后交易地点就设在松木坪镇。
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说的就是我们这些穷光蛋部队，饭都吃不饱了，没力气扛不起枪拿什么打仗？
说了你们可能不信，鬼子列队欢送我们离开的。
我们没有付出伤亡，收获了大洋和粮食。回去换成粗粮，也够我们这2千多人吃上几天了。
回到营区之后，立刻安排人到附近的村庄集镇去收购烟叶和中草药，由于当时战火不断，商路阻断，曾卖往全国各地的烟叶严重滞销。种烟叶的山民家家户户叶堆成山，根本卖不出去。
听说我们收购烟叶，他们挑着扁担推着车排队把烟叶送到我们营区，一块大洋可以买一堆，甚至半夜时分还有老百姓把货送过来。
第二天一早我就开着满满当当的卡车晃晃悠悠地再闯敌营，不过这次只带了五个人。我不是认可鬼子的人品，而是了解商人的贪婪。
鬼子哨兵把我们带进松木坪镇内，当时的场景把我们吓了一跳，以为遭遇了鬼子圈套，原本只有一个小队坚守的镇子，一下子多出了上百人，不过他们并没有为难我们的意思，争先恐后的向我们展示他们手里的货。
当时的场景就像在赶大集，我们五个人是这个集市上仅有的买家，鬼子的态度那叫一个热情，一个个笑脸相迎，积极推销自己手里的货。
没钱没关系，烟叶可以拿来交换。
我开的这辆古董卡车都有人出价五块大洋要买，说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成果，有纪念意义。我当时真想说:去你妈的，再破也比马车强。
我们用上千斤烟叶换了我们急需的生活物资，还咬牙换了一些白糖和绿豆，夏天到了，可以给孩子们煮一些绿豆汤喝。
那时候的白糖真的是很珍贵，跟我一起来的几个孩子用手指头蘸着白糖放到舌头上，很享受地品尝着味道。
鬼子收购大批量的烟叶和草药，然后再倒腾出去，甚至卖到敌后根据地，做成烟卷再卖给鬼子或者国军，赚取军费。
一个日军的军官兴冲冲的拉着我去参观他的货品:一卡车的国军钢盔，预计不低于八百个，都是在战场上捡来的。
你们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他们每收获一顶钢盔，就意味着一位国军将士失去生命。
我是咬着牙完成了这笔交易，然后指着卡车随口一问:车，卖不卖？
那家伙一愣，然后忙不迭的疯狂点头说:交易的，交易！
他好像只会说这两个字。
这期间可把当翻译的汉奸忙活坏了，最终以五麻袋中药加这辆破老爷车，以及两百斤烟叶的价格成交。而且那200斤烟叶是我打了欠条的，约定两天之内归还到位，他还要走了我的苏联手表作为抵押。
我们带来的货品不到一个上午就没了。那些没有和我成交的日本兵围过来叽叽喳喳，让我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先找他们，价格优惠。
开着这辆有车灯的日本卡车回到驻地，门口已经有不少老百姓蹲在墙根抽着旱烟等我们，身边放着成麻袋的中药和成捆的烟叶，他们都是从百里外的地方赶过来的。两天的时间内他们都获知我们这边收购烟叶的消息了。
我们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周正平却心惊胆战，他怕被上头发现，说我们这种行为属于资敌。
但是看到成堆的战略和生活物资，嘴巴又咧得合不上。
和老百姓做交易，用钱、粮食和盐都可以，甚至都有城里的商户向我们订购货品，比如说当时比较紧俏的上海花布。
那帮鬼子真是神通广大，不管打仗能力咋样，好像就没有他们搞不到的货物。
和第四师团的鬼子做生意的行为一直坚持到他们被征调去了东南亚战场，包括在后来的常德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都没中断过。
我们和鬼子之间的交易，上峰并不是不知道，只是装聋作哑而已，只要不是投敌叛国，爱咋折腾咋折腾吧。
就靠这种交易，让我们这个团的孩子吃饱了饭，补充了装备，再也不用傻等着上头的军饷过日子。
在我们和鬼子做生意的时代，粮食和大洋才是硬通货，至于金条，我只接触过一次，就是从武汉城防司令手里敲来的三块金条，在我离开重庆的时候，全部交给了我媳妇。
当时在中国，养活一个士兵起码需要100个农民，你说全民皆兵，也只是口号而已，都去打仗没人种地，全部都得饿死光。
国统区几百万军队人吃马嚼的，消耗可不少，老百姓其实是最苦的。勒紧裤腰带吃糠咽菜，交粮纳税，不可谓不艰辛。当时的农民去掉自己的口粮和种子，多余的粮食都要全部上交，可即便是这样，粮食依旧不够吃，一部分依赖进口，另外一大部分来自于日占区，而且都是日本鬼子卖过来的。
可不要以为他们就这么好心，实际上是对国统区的经济掠夺，他们高价卖给国军粮食，挣国民政府的法币，然后让间谍带着法币去国民政府的银行兑换英镑和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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