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时间，我学完了《三字经》、《弟子规》，学会了“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坐在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我摇头晃脑地背诵着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语文老师惊奇地问我：是不是你爸教的？我得意地回答老师：不对，是李鸿儒爷爷教的。老师不再说啥。在我们凤栖，李鸿儒的名字如雷贯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可能是受鸿儒爷的熏陶，使我对书产生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嗜好。那时节流行一种小人书（也叫做连环画，是文字配画的那种，跟现今的卡通书差不多）。一本书虽然只卖两毛几分钱，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确实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软缠硬磨拉着伯父的手在新华书店里精心买了一本《空城计》（三国演义里的一段故事），看得出伯父掏钱时手在发颤。上课时我把书藏在桌子底下偷看，被语文老师发现后没收。放学后我守在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门前不走，非要老师还我书不可。老师显得有点无奈，近乎央求地说：这本书让我先看，明天早晨还你，行不？我始知老师跟我们一样，也爱看连环画。
渐渐地，我们这群小学生手里的小人书多了起来，全是一个看一个的样子，回家后跟大人软缠硬磨要钱买的书。《三国演义》的全集是六十本，《西游记》的全集是四十本，还有《水浒》、《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等等，大家都不可能买全，于是我们就轮流传阅，相互间换着看，看完以后在一起讨论，常常被书里的故事吸引，幻想着有朝一日我们也能得道成仙，做一个刀枪不入的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为解放普天下的劳苦大众做出贡献……
从四年级开始，我就啃起了大部头的小说。同桌的苟晓琪爸爸在政府里边做事，能看得出人家花钱比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大方。全班就数苟晓琪的小人书最多，苟晓琪也不是那种小气鬼，同学们找他借书也不怎么为难。
有一天我发现苟晓琪的书包里有一本砖头厚的书，看似不介意实际上有些显摆地拿出来在我们这些小学生面前晃晃，课间休息时故意翻开那本书，装模作样地看。我问苟晓琪：是一本啥书？苟晓琪回答我：是一本关于炼钢的书，你看不懂。我说：拿过来让我瞧瞧。苟晓琪有些为难：爸爸说这本书不要借给别人看。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脸上一定很难看。苟晓琪大概看出了我的不悦，停一会儿把书放在我的面前，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借给你，咱两轮流着看。不过放学后我一定要拿回家，爸爸要检查我的书包的。
我看书的封面上写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名字很长，我当时的确还没有记下。翻开书，是一本苏联小说。正看内容简介时上课铃响了，我把书还给苟晓琪。
放学回家后我闷闷不乐，一个人在屋子里枯坐。妈妈以为我病了，摸摸我的脑门，并不发烧。父亲关切地问我：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我说：啥都不是，我想买一本书，一本砖头厚的小说。父亲把我领到新华书店，问了那本书的价钱，好像是两块三毛六分钱。我是家里的独子，伯父、父亲和妈妈对我一向溺爱，可是那本书还是让父亲为难，要知道当时生产队一个工值才一毛多钱。
一进入冬天白天短夜间长，生产队早晨不出工。父亲便半夜起来，拿着镰刀扁担去砍柴。吃早晨饭时正好赶回来，中午不耽误到生产队做活。好像当年一担柴禾只卖七毛钱，父亲卖了四担柴，为我攒够了买书钱。父亲不让我把书拿到学校，担心影响学习，只让我在家里看。每天放学一回家，我顾不上吃饭，迫不及待地翻开书，被书里的人物深深吸引。天黑了，妈妈为我点亮平时舍不得用的煤油灯，我在如豆的灯光下看书到深夜。
以后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想办法挣钱买书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项目标。烈日炎炎的暑假，我肩扛一把老蛮镢，胳肢窝里夹着一本书，来到绿草茵茵的山坡，挖一挖黄芩看一看书。当年一斤黄芩的收购价是两毛一分钱，一个暑假下来，我竟然挣得五元多钱，能买厚厚的两本小说。深秋，崖畔上的酸枣熟了，一嘟噜一嘟噜红得可爱，我便利用星期天跟父亲一起去打酸枣，一天下来我们父子俩能挣一块多钱，挣的钱父亲全部给我，为我买书。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一直到我中学毕业，我几乎读完了当时能读到的所有古今中外小说。读书陶冶了我的情操，开拓了我的视野，同时，我也在心中跟自己较劲：发誓当一名作家。
我们这一代人是文化革命的受害者，当然不会忘记那一场浩劫。一群造反派发疯似地涌进鸿儒爷家的宅院，声称“破四旧”，推倒了门前的石狮子，把寓意着吉祥如意的照壁涂抹得面目全非，更可恨他们把鸿儒爷的线装书全部搜集起来堆放在院子里，划根火柴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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