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人盲目地吹捧，更多的人陷入思考：现任领导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这些所谓的《苹果文化研究协会》究竟研究什么？研究出了什么成果？是实实在在的研究机构还是徒有虚名？成立这些协会时究竟花费了多少资金？能不能给全县人民一个交待？是为洛川人民谋福祉还是在作秀？为什么不去实实在在地干一点实事，做一点调查研究，亲自下到基层去了解一下果农究竟在想什么？有什么实际困难需要解决？为什么不在科研上下一番功夫，解决苹果园的更新改造问题？苹果腐烂病每年都在蚕食着我们的大片果园，为什么不在洛川成里一个《苹果腐烂病研究防治中心》？为什么我们周围其他县都在探索工业强县的路子，而我们却要始终抱紧“苹果生产专业县”这块招牌不放？任何一个县，如果光抓农业，不因地制宜地实施工业发展的路子，很难摆脱贫困。试问这几年以来，我们的主要领导为县上引进了什么项目？据说，国家每年补贴洛川县财政两个亿的资金，吃国家财政补贴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才能使我县实现财政盈余？
有人做过一番统计，县里每年光送礼的苹果就有十几万。（究竟是十几万斤还是十几万箱？有待落实）本县原有的文化遗产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土生土长的文化人才无人问津，却出高价聘请来一大群根本不懂苹果的文人、退休干部着书立说，为《苹果文化》贴金。不能不使人怀疑领导大肆渲染《苹果文化》的真实目的，这个文化符号用得恰到好处，得到了几乎所有上级领导的肯定和鼓励，成为主要领导晋升的阶梯。
笔者不禁要问：全中国两千多个县，差不多每一个县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为什么其它县的领导不去搞什么《西瓜文化》、《大枣文化》、《桔子文化》、《核桃文化》、《梨文化》、《杏文化》、《桃文化》……以及其它多得数不清的特色文化。假如所有的县级单位都在北京建立一个什么特色文化研究协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文化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如果把所有的产业都以文化命名，是不是有点太俗？
三、缅怀和思考
历史上，洛川曾经是一个多民族集聚的地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成就了独具风格的黄土文化。铿锵有力的蹩鼓奏响了先辈们征服大自然的号角，老奶奶剪刀下的窗花彰显了高原民族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父辈们粗犷的嗓门吼出来的秧歌调子演绎着黄土地的变迁，几千年沿袭下来的礼仪习俗凝聚了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共同的智慧。笔者认为，黄土文化才是高原民族的真谛，苹果文化应当归属于黄土文化的范畴。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些为洛川苹果的发展凝聚了心血的先辈们一个个在我的大脑里显现，使我不得不书。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原国民党付师长屈伸。出身于洛川县城内一户殷实人家，早年出外求学，一生忧国忧民，曾经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访贫问苦，大骂当年洛川驻军集二师长“草菅人命”，其父屈老先生为此被集二师长打死在裢褡沟。正是这位仁人志士指示其亲属李新安把苹果树引进洛川。
解放初期洛川隶属原黄龙行署，黄龙行署专员郭景龙打听得洛川出了一个能人李新安，培植出了苹果树时，亲自骑上毛驴拜访李新安，跟李新安促膝而谈，探讨黄土高原发展农业的路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原县委书记王安民参观城关园林场，吃一个苹果都要亲自掏钱。果树专家郑彦勇在洛川工作二十年，差不多每一个果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洛川苹果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还有“果痴”安金海、“泥腿子”干部史连让，他们的事迹家喻户晓，在洛川广为流传。正是由于这些领导、干部和群众的不懈努力，洛川苹果才有了今天的规模。事实上，哪一任干部在洛川表现怎样，每个老百姓的心里都有一本账，有人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洛川人的心上，有人却很快被洛川人遗忘。
我六十二岁了，已经退休，生活稳定，无后顾之忧。整天逛公园、带孙子才是自己的正经营生，大可不必去忧国忧民，乱发议论。有人说凡是遇事爱较真的人一辈子都活得很累。我相信。我就是吃了爱较真的亏。但是我无悔，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则。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遇到想不通的问题私下议论的多了，公开质疑的少了。许多领导被一群言听计从者簇拥着，几乎听不到任何批评意见，甚至也没有发表批评意见的场合。大家互相吹捧，一团和气，想尽千方百计投机钻营，在一个单位干几年得不到提拔便有了怨气。有些领导更是别出心裁，搞一些有名无实的花架子工程，欺世盗名，谋取所谓的“政绩”，比如《苹果文化》。
早在春秋时期我们的先祖就提倡百家争鸣。历史学家把“文死谏、武死战”（注1）列为忠臣良将的道德范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说过：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领导干部应该能上能下，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把领导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列入其中，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此文作于2012年。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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