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造厂之前建的厂房还有许多空置，直接划出一块来做为医院用地。
朱由校已经将玻璃的生产练的娴熟，同时还将望远镜的制造技术也完全掌握。
光学显微镜的制工艺并不复杂，唯一比较困难的就是没有强光光源。
侯平只能用折射原理做了一个采集太阳光的集光桶来当作光源。
这就导致这台显微镜只能在有强光照射的时候才能使用。
虽然用起来很麻烦，但是总比没有强。
这边侯平正在紧张的筹备大医馆的事情。
那边佟黑还终于再次来到了织造厂。
双方也确定了首批货物的交易，总价高达五万两银子。
跟随佟黑还一起的范明，当场付了两万五千两银子。
首批货物主要还是以棉布为主，棉甲则只订了一千套，其中两百套是带铁片的。
以织造厂现有的人力规模，要加班生产一个月才能勉强生产完成这批订单。
仅首批订单就将产能撑爆，可见扩充产能已经刻不容缓。
……
正月十六日，青州举人张其猷上《东人大饥指掌图》，其上还写了诗，诗中多有“母食死儿，夫割死妻”之语。
此图一出朝堂哗然，见之者，无一不潸然泪下。
谁都没想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的这场旱情会有如此严重的影响。
在朝廷赈济十万石之后，非但没有缓解，反而灾情愈演愈烈，更有扩大趋势。
而同样遭受了严重旱情的通州已经完全消弥了灾情。
毫无疑问，这次灾情贡献最为突出的是通州的下等县漷县。
据统计，通州灾民总计约七万人。
由于漷县持续赈济灾民，约超过两万人接受到了直接赈济。
再加上其它地方也因受到漷县出色赈灾能力的影响，这次通州赈灾出其的清廉。
使得朝廷下发的七万赈济粮几乎都实地用到了赈灾上面。
这就是典型的示范效应带来的好处。
而山东的旱情则恰好相反，虽然朝廷拨了粮赈济，但是真正用到实际赈灾中的寥寥无几。
而且一些官员为了能得到更多的赈灾粮，甚至故意将灾情扩大。
这也是导致灾情越赈越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月十八日，万历皇帝下旨褒奖通州各级官员，同时宣布将通州划为抚治特区，由太孙府统辖施政。
晋升阁臣李三才为太孙少保；调山东按察使高第任太孙府詹事。
高第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后观政户部，翌年任临颍知县赈灾救荒，“医活数万人”。
为官廉洁，缴上来的赋税不拆封就直接送到开封府，由此杜绝了耗羡的弊端。
由于征税方面的政绩比较突出，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调任户部主事，翌年被派往苏州钞关收商税。
其后又转任户部主事管禄米仓、升户部员外郎、外放大同知府、湖广右参政、山东按察使等。
从他的履历来看，就知道此人对于商税之道功力颇深。
因此有不少人认为此举是万历皇帝在为税赋新措保驾护航。
除了两位倍受关注的重点职务外，太孙府的一众署官也都有任命。
其中就有侯平之前打算拜师的名儒刘宗周，他被任命为太孙府主簿。
正月十九，淮安府上奏，山东饥民流离入江淮一带，卖儿女求生者不计其数，已经成人市。
户部议发太仆寺银十六万两以及分振米六万石、平粜米六万石赈灾。
万历皇帝批准了此次赈灾粮款。
二十一日，又遣监察御史过庭训星夜赶往山东监督赈灾情况，另一方面也是安抚山东民心。
不久，过庭训和山东巡抚钱士完上救荒事宜十二条的奏折，万历皇帝全部同意。
本以为这次灾情至此应该告一段落，然而还没过几天，灾情便又进一步扩大。
由于淮安和徐州本就存粮不多，大量灾民的涌入，导致这两地也出现粮荒。
而河南也同样因为大量灾民涌入，部分存粮本就不足的地方也出现粮荒。
二月初七，巡按唐世济上奏，请求允许改折漕粮，免除还未征收的米麦粮食赈灾。
漕粮也就是税粮，是由国家统一代收、运输和储存的粮食。
改折，就是改变为由地方政府和私人代收、运输和储存，提高了粮食运输效率。
对地方上来说大有好处，但是于国家而言，等于是削弱了国家对当地粮食储备的主导权。
这对朝廷来说其实就是在饮鸠止渴，可是现在灾情如火，如果不同意的话，灾情进一步扩大，事态只怕真要失控。
万历皇帝内心无比愤怒，可是他对这种情况也是毫无办法。
如今灾情如火，不救：便失掉天下民心；
救：则进一步丧失朝廷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权。
相比起失掉民心，他也只能无奈的向地方政府妥协。
二月初八，正准备下谕旨同意各项救灾所请，太孙府突然上奏一封紧急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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