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初八，是我的生日。乡下的规矩，过了年便算长了一岁。过了这个三岁生日，我便算是实实在在地踏进了人生的第四个年头。村里的老人爱说“三岁看老”，可看着我如今这副模样——整日眼神飘忽，言语颠倒——任谁都会摇头，觉得我这辈子怕是难有出息了。
生日那天，母亲还是疼我的。她特意煮了个红鸡蛋，又用红绳系了枚磨得发亮的铜钱，挂在我脖子上。可我那时浑浑噩噩，连剥鸡蛋的力气都没有，手指软绵绵的，最后还是母亲一点点剥开，小心地喂到我嘴里。她看着我痴痴呆呆的模样，眼圈一红，赶紧别过脸去，偷偷用袖口抹了把眼泪。不料，这细微的动作却被我瞧见了。
“娘，你哭啥？”我歪着头，不解地问，“是不是想起去年腊月王奶奶去世时，你也是这般偷偷掉泪？”
母亲的手猛地一颤，那半个还没喂完的鸡蛋“啪”地掉在地上，滚了一身灰。她像是被针扎了一样，惊恐地瞪着我，声音都变了调：“你、你咋会知道王奶奶？她走的时候，你才两岁，路都走不稳啊！”
我眨了眨眼，眼前仿佛浮现出一个佝偻着背、拄着拐杖的影子，慢悠悠地说：“王奶奶临走前，不是还念叨吗？她说她那旧木柜最底下，拿蓝布包着三块钱，是留给她大孙子的。可惜啊，她儿子翻遍了柜子也没找着。”
母亲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这件事，是王奶奶家关门闭户的私密话，村里除了他们自家人，绝无外人知晓。
从那天起，我越发显得“不正常”了。那些原先像透明云雾一样、终日在我眼前晃悠的影子，数量是少了些，却并未完全消失。更可怕的是，我嘴里总会冒出些陈年旧事，都是关于村里死去多年的人，有些细节，连当事者的亲人都记不清了，我却说得有鼻子有眼。
记得有一回，邻居马家和侯家为地界吵得不可开交，男男女女围了一院子。我蹲在门口玩泥巴，头也不抬，忽然插了一句：“你们别吵了，你们两家的死人鬼魂也在那边打架呢。马家的老太爷抡着锄头，侯家的老祖宗举着扁担，打得尘土飞扬，可比你们热闹多了。”
院子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我身上，仿佛大白天见了鬼。母亲又惊又怕，一把将我拽进屋里，照着我屁股就打了一巴掌，声音带着哭腔：“叫你胡咧咧！再乱说撕你的嘴！”
我委屈地瘪着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没乱说……马老太爷的右腿是不是瘸的？侯老祖宗的左眼是不是瞎的？他们现在就是那样子在打架呢，我看得真真儿的。”
这话一出，院里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面面相觑。马老太爷早年摔瘸了腿，侯老祖宗年轻时被弹起的树枝打瞎了左眼，这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如今村里记得这事的人，掰着手指头也数不出几个。
我整日价神思恍惚，连最基本的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明明想着去村东头的河边，走着走着却到了村西的打谷场。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儿，只剩下一具空壳在村里飘来荡去。母亲说我眼神涣散，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活像一具行尸走肉。她想尽了办法：带我去看郎中，灌下一碗碗苦得舌头发麻的汤药；求来画了符的灰符水，逼着我喝下去；甚至半夜三更，拉着我到十字路口，烧着纸钱，一声声呼唤我的名字，给我“叫魂”……
可所有这些，都如同石沉大海。我依旧能看见那些不该看见的影子，说出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实话”。
直到那天，我指着村口那棵老槐树，对母亲说：“娘，你看，树上吊着个人，穿着蓝布褂子，舌头伸得老长，还在晃呢。”
母亲当时就吓得腿软了，一把捂住我的嘴，浑身直哆嗦。那棵老槐树上，二十年前确实吊死过一个外乡人，据说就是穿着一件蓝布褂子。这事年代久远，村里人早已讳莫如深，刻意遗忘，如今却被我一个三岁孩童当面戳破。
母亲彻底慌了神。她从那只宝贝似的笆斗里，摸出攒了许久、原本打算拿到集上换盐的八个鸡蛋，用布包好，拉着我的手，二话不说就直奔村西头巫医孙坷垃的家。
孙坷垃是村里有名的神汉，平日独来独往，神经兮兮，嘴里总像含了个热茄子，嘟嘟囔囔没人听得清。有人说他真能通阴阳、驱邪祟，也有人说他就是个装神弄鬼、骗吃骗喝的主儿。可到了这步田地，母亲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孙坷垃的家又黑又矮，一股子浓烈的草药味混着劣质香烛的味道，直冲鼻子。他看见我，那双浑浊的老眼里突然闪过一丝凶光，嘴里嘟囔得更急了。母亲恭恭敬敬地把八个鸡蛋递过去，他看都没看，顺手就划拉到了炕席底下。
“这孩子……”孙坷拉眯缝着眼，上下打量着我，像是打量一件古怪的器物，“是被‘脏东西’跟上了，缠得紧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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