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哭得更响，滚得更用力，试图用这熟悉的方式，撞开眼前这堵冰冷的“墙”。
然而，墙没有倒。
机场安保人员高大的身影迅速出现，像沉默的铁塔，隔开了围观的人群。他们神情冷峻，没有呵斥，也没有试图强行拖拽，只是用身体和眼神构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那位金发地勤小姐脸上的职业微笑早已消失无踪，只剩下公事公办的冰冷。她拿起对讲机，语速极快地汇报着情况，目光掠过地上撒泼打滚的王凤娟时，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疏离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那是对彻底失序者的怜悯。
最终，在安保的严密“护送”下，王凤娟被带离了登机口。她的哭嚎变成了不甘的呜咽和断断续续的咒骂，行李箱轮子摩擦地面的刺耳声音是她离场唯一的伴奏。那架她渴望登上的航班，在跑道上呼啸着腾空而起，将她彻底留在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她被明确告知：她被拒绝登机了。
米兰的夜晚带着地中海的凉意，透过廉价旅店薄薄的窗帘渗进来。王凤娟蜷缩在窄小的床上，眼睛干涩得像两片砂纸。昨夜那场耗尽全力的哭闹，此刻只留下一种被彻底掏空后的麻木和隐隐作痛的羞耻。手机屏幕上，零星几个国内亲友发来的询问信息，她一条也没回。
手指无意识地点开一个海外短视频平台，热门推送里，赫然跳出几个刺眼的标签：
“米兰机场的中国大妈 撒泼打滚。”她的心脏猛地一缩，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
点进去，就是她自己——那个躺在地上翻滚哭嚎、面目狰狞的臃肿身影，从各个角度被清晰地记录下来。
视频下的评论区，各种语言的文字瀑布般滚动，夹杂着无数她看不懂但能感受到强烈情绪的符号。即使不懂那些外语，那些嘲笑的表情符号、那些摇头的动图、那些被特意翻译出来的中文评论——“丢人丢出国门”、“以为全世界都是她村头？”、“这种人千万别再出来了”——像烧红的烙铁，烫得她浑身发抖。她猛地关掉手机，黑暗中，只有自己粗重的喘息和擂鼓般的心跳。
第二天下午，重新站在马尔彭萨机场的出发大厅。王凤娟几乎一夜未眠，眼袋浮肿，脸色蜡黄。她换了一身衣服，头发也勉强梳理过，试图抹去昨日的痕迹。手里攥着新买的机票，昂贵的代价让她心头滴血。她特意选了个离昨天那个“晦气”登机口最远的区域，拖着那个明显瘪下去一些、显然忍痛丢弃了不少“战利品”的箱子，脚步虚浮地走向指定的新登机口。
然而，空气似乎凝固了，带着重量。
离登机口还有十几米远，她就感觉不对。一种无声的、粘稠的注视感，像无数细小的蛛丝，从四面八方缠绕过来。候机椅上的人们，或坐或立，目光——那些毫不掩饰的、带着审视、好奇、甚至是一丝嘲弄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齐刷刷地聚焦在她身上。低语声如同细小的潮汐，在座椅间起伏。有人毫不避讳地对她指指点点，随即和同伴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有人举起手机，镜头看似随意，但方向分明对准了她。她甚至看到一个穿着时髦的亚裔女孩，飞快地低下头在手机上打字，嘴角挂着一抹讽刺的弧度。
王凤娟的脖子像是生了锈，僵硬得无法转动。她死死地盯着自己脚前那一小块地面，仿佛那是唯一安全的孤岛。脸颊火烧火燎，耳朵里嗡嗡作响，血液似乎全涌到了头上。她恨不得立刻挖个地洞钻进去，或者变成一缕青烟消失。每一步都像踩在烧红的炭火上，沉重而灼痛。昨天那股子不管不顾的泼辣劲儿，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被扒光示众般的无地自容。她终于明白了，有些“办法”，只属于那个熟悉的、或许会无奈妥协的环境。跨过了那道无形的边界，它们就成了彻底的笑柄。
好不容易捱到登机口，她几乎是逃也似的冲向队列。就在快要排到时，旁边座位上一个小男孩稚嫩的声音清晰地响起，用的是意大利语，带着孩子特有的好奇和直白：“妈妈，快看！就是她！那个在电视（手机）里哭哭、在地上打滚的胖女士！”男孩的手指，天真无邪地指向她。
王凤娟的身体猛地一僵，像被无形的冰锥刺穿。
站在登机柜台前，她机械地递出登机牌和护照，头垂得极低。昨天那位金发地勤小姐已经不在这里，换成了另一位同样妆容精致、笑容标准的年轻女性。然而，那笑容在王凤娟此刻的感知里，只剩下程式化的冰冷。检查证件，扫描登机牌，动作流畅，挑不出一丝错处。只是当对方将登机牌递还给她时，那短暂的目光接触——平静、职业，底下却似乎藏着一丝极淡的、洞悉一切的疏离。
“祝您旅途愉快，女士。” 公式化的祝福语。
王凤娟一把抓过证件，几乎是小跑着冲进了登机廊桥。狭窄的空间暂时隔绝了外面的目光，她靠在冰冷的金属壁上，大口喘着气，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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