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康王十年(公元前550年)，陈候出访楚国，庆氏二兄弟见国内空虚，本性终于彻底暴露，乘机据国而反，欲附晋国。康王为保护陈国社稷安康，立即发大兵前往征讨，"庆氏筑城以拒，役人相约，各杀其长"，
庆氏反叛烟消去散。康王使精锐之师护送陈候和早已归楚的公子黄返回陈国。重建山河社稷。国家失而复得，陈候感激涕零，与康王再订永世称臣纳贡之盟。结好西秦，联盟东齐，内定属国。
康王以超凡的政治手腕和审势度时的外交策略成功地撕裂了晋吴联手织造的桎梏楚国发展的一张大网，而且在东线对吴的作战中屡次击败野心勃勃的吴国。
晋国联吴制楚战略被楚康王较为成功的击破。折叠楚晋并霸晋楚争霸，交相征伐百余年。先有城濮一役，晋公文雄霸中原，统领诸侯。
继有邲之战，成就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梦想;后有鄢陵一役，晋悼公击败楚共王，复霸中原。兵来将挡，水来土淹，你征我伐，你侵我袭的争霸战，使两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公元前五世纪时，适逢楚康王和晋定公分别主政楚晋两国。
尽管两人都欲仿效先辈独霸中原，统领诸侯，独领风骚。但个人之力却难挡历史前进之轮。饱受战争之苦的黎明百姓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如洪钟大吕激荡在中原大地的上空，也声声敲击在各国统治者的心头。
虽然两国仍然时不时地发生着争吵，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较量，但两国争霸战的大幕却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开始徐徐下落。因为两国所面监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开始对他们的争霸之战形成明显的反作用力。
这种反作用力首先从晋国暴露出来。晋国早在晋景、厉公时期，内部矛盾就很尖锐，晋厉公本人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倾轧中丧命的。
晋悼公立，政局一时稳定，但他是依靠网络贵族与对外争夺，才得以维持其统治的。晋悼公复强，时仅十六年。卒后，国内矛盾迅速暴露。
据《左传》记载:楚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晋国范氏与栾氏发生火拚。栾盈出奔齐国。
楚康王十年(公元前550年)，栾盈在齐庄公帮助下，潜回晋国，发动了一场声势洁大的反叛运动，叛乱虽被及时弹压，但却将晋国氏族日盛，内政尖锐，六卿专权，勾心斗角而公室日卑，国力下降的国内矛盾暴露无遗。晋定公既醉心于南下与楚争霸，又忙于抚平国内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常感力不从心。
既要运筹帷幄于与楚争霸的战略战术，又要面对国内不断增强的赵，韩，魏等公族势力，寻找平衡点，以防大夫专权，政出多门。晋定公如履薄冰。此时，晋国的外部形势也日益陷于被动。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范宣子为政，"征诸侯之币重"，郑子产致书范宣子说:"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因晋国对附属国征收十分沉重的赋税，属国的离心力已开始出现，不满之情已开始在不同的场合大肆宣泄。
范宣子只得减轻诸侯之币。范宣子死后，赵文子(赵武)为政，实行"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之政，也从侧面说明晋对属国的勒索是很苛重的，以致郑子产致书抨击。
晋面临国内矛盾重重、国外楚、秦、齐威胁，又恐属国生二心，故在楚康王十二年(公元前548年)，不得不改变政策，对属国以礼相待，减轻求索，并进而考虑与楚再度弭兵。此时的楚国，虽没有晋国那样严重的国内矛盾，但自鄢陵之战失败后，楚国也在开始走下坡路，与晋争夺与国时，往往处于劣势。而最高统治者康王面对日益上升的公族势力，也是寝食难安。
虽然用"杀一儆百"的方式，杀令尹子南于大堂之上，但担心大权旁落的心理顾虑，仍然时时存在。在江淮流域，尽管屡次打败吴国的进攻，但为其所制，疲于奔命，使他常感分身无术，心力交瘁，再欲北上争霸，就觉有点感束手无策，力不从心之慨。
自楚共王始到康王时代，楚国政治还出现了一个突出的严重问题，即公族与世族及世族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激烈，造成一些世族逃往晋国及其他国家。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第二次弭兵前夕，蔡声子(公孙归生)在同令尹子木的谈话中，详尽地列举了楚国自楚共王以来世族外逃，给楚国带来严重危害的事例。他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他告诫子木:"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不可救疗，所谓不能也。"他希望楚国统治者勤赏、畏刑、恤民，实行礼治，再不要滥刑逼使大夫逃往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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