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里的就有人要死者的家属退地，死者的家属说分地的时候，人还活着了，讲的是见人有地，他自然就不愿意退地。
别看现在的土地没人愿意种，但是，在80年代初，农民对土地可是惜地如命的，为了一个小地埂子都会争的脸红脖子粗的，甚至打架。
农村的事情本身就有点错综复杂，又没有一刀切的文件做依据，有些事情全靠农户的公知良俗来维持的。
所以，经陈奉魁背地一挑唆，那些人就该给闫凤启吵闹了，有一次分田地时，在陈奉魁的蛊惑下，闫凤启分地的账本子也被人抢过去撕烂了，丈量土地绳子也被人用铁锹给斩断了，地也分不下去了。
听他们抢账本、斩绳子的理由又都很充分，也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而闫凤启又没有执法权来处理他们，况且他们的一些借口，听起来也有点合理不合法，合法而又不合理的那种胡搅蛮缠的歪理。
闫凤启见地分到半途而废，就分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卧泥撂挑子不干了。
面对群众分地的呼声，大队干部就到大闫湾来开社员会组织分地的事情。
既然闫凤启不愿意干了，要分地，就得重新选一个队长出来当带头人。
在一次群众会上，大队干部就问社员有没有毛遂自荐自己出来担任队长的，或是有更好的分地方案说出来让大伙听听。
别看有些人私下里胡搅蛮缠时说的是头头是道，但到了十字架上，却没人能说出让人信服的主意了。
会场沉默了一会后，陈天达清了清嗓子说：“只要我当上大闫塆的队长了，按我的方法分地保证有90%的群众都没有意见。”
大队干部和社员都想听听，陈天达的分地方案，都催促他快点说。
只听陈天达说：俗话说，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见人有地的方法是对的，但得看是怎样个见人有地法。首先，嫁出去的姑娘只要不是上门女婿的，无论户口迁没迁走，她不在大闫湾吃饭，也不为大闫湾的生产劳动做贡献了，她就不应该分田地了，我先保证，我出嫁一年多的妹妹不要田地了。
第二，没有娶进门的媳妇或是没有出生的孩子，都不应该分田地，就像咱们坐火车一样，你没有赶上这趟火车，不能怪别人，你只能坐下一趟了。
第三，现在上面有土地五年一小调，十年一大调的政策。生产队里再拿出来20亩集中地，再加上将来有退地农户退出来的土地，五年后，再把地分给那些新增人口的。
陈天达又对他的分地方案，做了一些具体的解释。
大队干部和社员听了他的分地方案后，都觉得切实可行，对此，又做了一些补充和完善。
最后，大队干部在现场组织了队长选举工作。
陈天达以高于闫凤启三票的优势当选成了大闫湾的队长。
事后，人们才知道他的分地方案是陈奉魁教给他的，指他的头脑是想不出这个比较好的分地方案的。
村子里人之所以给陈奉魁取了个“老猴精”、“老妖精”的外号，就是他精明的头脑，大多数用在了算计人的上面了，总爱搞明一套，暗一套，两面三刀的事情。
再来说说那天早上我碰到的一个让人糟心的事情。
我跟陈少兵到街上去做贩卖猪娃的生意时，正好在街上碰到了陈奉魁，出于礼貌，他又是个老人，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
谁知陈奉魁“嘿嘿”一笑，阴阳怪气的笑着对我说道：“国勇，这几个月，你雀雀哄哄的贩卖猪娃，不少赚黑钱吧？”
我听了之后，心里非常生气，心想：这个老头，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不会说句人话呢。
随即，我就回敬了他道：“咱当地的猪娃，如果不是我们这些猪娃贩子运到外地去卖掉，咱们自产自销的话，一个猪娃儿，几块钱一个还不一定卖得出去。你说我雀雀哄哄的，你就没有雀人吗？我家凤娇上次在你家里换了5斤水豆腐，回去立下来的有几两水，你怎么不把豆腐压干一点呢，把水也当做黄豆卖给人家了，这不是雀人、骗人又是干什么呢。一斤黄豆明明可以磨三斤多水豆腐，人家一斤黄豆，你为啥不给人家三多斤水豆腐，只给人家一斤半，为啥还非要赚人家的黄豆钱呢。”
陈奉魁听我说他的豆腐没有压干水了，他气的眼睛一翻一翻的看了我两眼，然后，背着手闷声闷气的走了。
那天，我做生意时，脑海里经常出现他那张皮笑肉不笑的嘴脸，心里就像饭碗里落个苍蝇似的恶心难受。
当天晚上11点左右，当我跟陈少兵从新阳南回家，走到拐进我们村子的那个路口时，没有看见凤娇的身影，我就有有种不祥的预感：凤娇每次都会在这个路口附近等我回家的，今天她怎么没来呢，是不是真的出事了。
自从她没有跟我一起做猪娃生意后，只要我到新阳南去贩卖猪娃儿时，她每天晚上都会拿着手电，在这个路口接我回家。长此以往，我对凤娇的等候已经形成一亲切的依赖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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