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科利会不会听取他的建议，真的在这里兴办工业，如果成功的话，他将是东方工业先驱。
来厦门一趟，任务是采购火炮。科利也没做过火炮买卖，但他向刘勇强保证，他的利润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所以刘勇强直接下了君子协定，直接在他这里下单。他倒也不急，这样可以等到一个低廉的运费。
这种方式，只有科利这种小洋行能做，怡和洋行这样的大洋行，他们往往都有固定的合作伙伴，甚至代理航运巨头的业务，所以他们的船费本身就有折扣，但又不会去捡便宜。尤其是军火买卖，时效性很强，万一送来晚了，仗都打完了。也就刘勇强这种一时间根本看不到自己该去哪打仗的军官才会有这种心态，曾国藩的待遇始终都是被皇帝催促着到处出兵。而福建乡勇的待遇，则是被地方官防备，压制。
如何在这种形势下将军队扩张起来，刘勇强想了很久，一直到来了一趟厦门，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是路过汉堡商人开办的宝记洋行的时候，想到了德国人，就想到了普鲁士。想起了普鲁士被拿破仑击败后，签订了堪称丧权辱国的条约，限制兵力发展，普鲁士当时有几位厉害的人物，沙恩霍斯特等人想到了一个办法，通过不断训练短训士兵的办法，让一批批士兵接受训练然后退役，在始终保持一支小规模现役部队的情况下，紧急时刻可以征召一支庞大的后备军团，这给后来普鲁士反法战争中又能迅速拉起几十万军队奠定了基础。被认为是义务兵役制，全民兵役制的肇始。
刘勇强完全可以通过这种办法，将一支支受过训练的乡勇打发回家，然后征召新兵，继续训练。以三个月一批，一年时间足以练出两千火枪兵，那两千杆洋枪就有了用武之地。
回同安后，将这个消息跟李云梯一说，他觉得很好，值得一试。
李云梯的战略目标跟刘勇强不可能一致，他的目的是包围家乡，说到底只是为了保同安厦门一带的平安，当然也有一点借助乡勇建功立业的想法，不过不多，他是读书人，更渴望做官，但科举现在停办了，也没地方去考。
刘勇强的战略目标是称霸世界，建立国际秩序。所以迟早要扫清挡在自己面前的任何反对势力，有一天甚至会革李家这种大地主的命。
但两人的战术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能有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在手。
咸丰五年六月开始，同厦鸟枪队开始有了变化。已经完成训练的乡兵，被以夏收为名义放回了乡下，重新招募了三百新兵继续训练。对外严格保密，包括军官团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知道自己好容易练出来的新兵，回乡后就不来了。
到了九月份，他们练好的新兵又回去不来了。年底前，好容易再练好一批，年后也不来了。导致教官团的士气深受打击。
知道内情的除了刘勇强就只有李云梯了，连同安县令都不知道，乡下那些大地主，大宗族也不知道，虽然李云梯通过给他们写信来安排，告诉某些地方乡绅只知道他们派去的壮丁不用再去了，告诉某些乡绅帮忙招募一批壮丁，他们知道的仅此而已。
咸丰六年初，刘勇强手下登记在册的火枪兵已经达到了1000人的规模，准备用一年时间扩大到2000人。
其他方向的消息很不利，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没有像其他王那样在南京城里抢着建王府，娶王娘，主要精力放在了外围，在安徽进行了一定的政治建设，开办了粗糙的科举，招揽了一批不得志的读书人。如果他继续这么搞下去，清王朝很可能要完。
军事上，他在跟湘军初期作战不利后，立刻着手效仿湘军打造出了正规的水师，利用湖口地形，引诱湘军水师小船进入鄱阳湖中围歼，接着集中兵力重创了湘军水师大船，曾国藩的座舰都被缴获。
湖口一战之后，湘军久攻九江不下，太平天国又派人再次攻陷上游的武昌。曾国藩不得不派手下大将罗泽南回救，兵力变得空虚，曾国藩进入江西招兵买马，石达开追到江西横扫一通，鄱阳湖周边地区基本被太平军拿下，曾国藩困守南昌城。
江西的情况让上层相当担忧，闽浙总督派遣福建陆路提督饶廷选扼守衢州，防止太平军从江西窜入浙江。
随着太平军越来越靠近福建，刘勇强得到的消息也越来越多，跟福建人之间的故事也越来越多。
还发生了一件奇闻。
饶廷选扼守衢州，协防临近的江西广信府，驻扎军队在广信府（上饶）下辖的玉山县。结果太平军围攻广信府时，城中困住了一个福建人，福建女人。女人写血书一封给饶廷选，饶廷选即刻带兵出击，解了广信府之围。
给他写信的那个女人叫林普晴，她有一个福建人都会给面子的父亲：林则徐。她也有一个后来挺出名的丈夫：沈葆桢。只是此时沈葆桢的面子显然不如林普晴好使，否则不会让她来写这封求救信。
饶廷选如果不是看在林则徐的面子上，基本也不会去救援，因为没有军令擅自行动，不但没功，还被褫职，暂时留任，戴罪立功。
这件事至少在福建传的很快，李云梯主动将其讲给刘勇强听，显然算是一件给福建人长脸的事情。
“此人与我父亲相熟，是一员猛将！”
李云梯竟然还认识这个人，李家的人脉真的太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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