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来，连续干旱少雨。今年甚至辽宁也遭了灾，幸好本地老百姓家里余粮多，一年绝收饿不死人，更何况也不是绝收，至少收了一半，一半就够吃两年的。
山东就不一样了，连续两年大旱，去年能收一半就已经普遍饥饿，毕竟这里的人均耕地还不到4亩，根本不能跟东北相比。今年又一年干旱，粮食只能收三成，年底时候，申报报道“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已经开始卖儿卖女了。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涌入东北的难民高达300万，一半来自山东。
直隶省（河北）稍好一点，夏秋之间阴雨连绵，导致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等河流几乎同时泛滥，虽然又糟了水灾，至少解了旱情。可因为旱灾之后，又闹起了一场蝗灾，导致许多地方粮食绝收，局势依然严峻。
河南、山西也进入深度灾害状态，大范围受灾，河南人坐火车，山西人走西口，大量进入东北。
“明年肯定更严峻啊。给我约一下施里芬！”
施里芬这几年都没得到各级军官认可，但他已经能比较牢固的运作参谋总部，因为有刘勇强的坚定支持，以及他的许多措施。他撤换了很多参谋官员，培训了很多参谋官员，数以百计的军官被派遣去德国进行学习。
但不认可就是不认可，法军在闽辽陆军中的影响力不是那么容易被取代的，哪怕德国有打败法国的威名。
这次救灾中，他反倒渐渐得到认可。总参谋部以军事手段进行救灾，动员令下达后，东北已经建成的十字铁路网立刻进入军备状态，每一趟列车的运行都受到军事化管理。
其实在国有化铁路公司后，铁路就已经军事化管理了，施里芬安排了大量军官进入铁路公司工作，参谋部渗透进铁路部门各个层级，还从德国招募了上千铁路人员，重新对闽辽铁路系统进行了整理。
进入紧急状态后，铁路开始进入战争状态，每一辆列车的使用，都要按照军事命令进行调动，效率大幅度提高。
数以百万的山东、河北难民从各个港口登陆后，很快就能安排车辆送往黑龙江北部。
刘勇强担心明年情况会更加严峻，不知道施里芬的参谋部能否承受住这个压力。
“没有任何问题。但需要进一步提高动员级别。如果明年灾民数量超过一千万，就需要动员所有村屯，进入全面动员状态了。”
“你全权负责，我全力支持。”
因为安排的井井有条，每一个进入长城一线的部队，都收到了明确的指令，根本不需要动脑子，这样的军事行动太好执行了，各级军官只需要按照参谋部的命令，抵达指定位置，其他工作有其他部门负责协调好，到哪个火车站集结，几点登上火车，当他们去了，就真的有火车在那里等着。这让经历过第二次闽俄战争初期混乱的各级军官马上明白，这个德国总参谋长是有点东西的。
光绪这个倒霉孩子继位的第三年到来了，旱情依旧严重，每年的春天是最严重的，青黄不接，正常年景多少都有人逃春荒，更何况大灾之年了。
清廷迫于各种压力，已经进入救灾状态，各地督抚大员想尽办法筹款，李鸿章、左宗棠这些重臣都全力救灾。
两人的风格颇有不同，李鸿章筹钱能力较强，各种筹钱手段都出自他手，各省开设捐输局，卖官的市场又开张了，数以千计的空头官凭发到灾区和其他地方，就地发卖，卖了四五百万两银子。
只是贪腐之后，能真正落到灾民口袋的实在有限，李鸿章感慨“鬻爵数万，不过活人数千，言之痛心。”
左宗棠执行能力强，他坐镇的陕甘也是重灾区，不断向各级官员强调“恤贫以保富为先，办赈以遏乱为急”，“荒政救饥，必先治匪”，深得和珅救民先救官的思想精髓。对那些“藉饥索食、仇视官长”的匪类，“非严办不足蔽辜”。于是左宗棠在陕甘再次大开杀戒，很是杀了一批人。不过他救灾的效率确实够高，高压之下，也没有李自成出来造反。
满清各地士绅纷纷劝人捐款，刘勇强则开动行政机器，卯足了力气筹款。先后发了三批救灾债券，筹资5亿两银子，谁也无法估计，从唐宋开始就通过丝绸、瓷器、茶叶大规模从海外圈钱的中国到底有多少银子，在现代金融制度下，这些银子被从无人知道的地下被挖出来，成为流通的资本。5亿两银子的债券很快售光，一方面是闽辽财政健康，刘勇强的各项事业中，基本以私营为主，连大连造船厂都是私人性质，只是海军订单不断，来支持这个重工业产业罢了，基本是自负盈亏的。所以财政相对健康，可这次发行赈灾债券，让财政压力变得极大，负债达到10亿两。
赈灾债券的利息并不高，像以往修铁路，利息往往高达10%以上，而这次赈灾的利息，只有区区的3.5%，比肩法国人之前发行的赔款债券，平时法国的债券利息也不高区区5%左右，少的那1.5%的利息，就是爱国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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